作者：周子勋
2016年初，英国《金融时报》在一篇题为《中国需开展真刀真枪的改革》的文章中开宗明义：按照中国的干支纪年法，2016年是火猴年，这可能会为商业和经济带来巨大风险。
这样的警示并非空穴来风。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这使得维持稳定增长变得格外关键。正如中央所强调的，“十三五”期间发展仍然是首要任务，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都特别吃紧，不能按旧的模式发展。虽然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不是搞新一轮大干快上，不能靠粗放型发展方式、靠强力刺激抬高速度实现“两个翻番”，否则势必走到老路上去，那将会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
目标和原则都清楚了，但如何实现平衡的发展，这是实际工作中的大难题。客观而言，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需要在多种约束条件之下实现多个发展目标，比如经济再平衡过程中面临的宏观经济挑战，即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变的同时，如何确保经济增速不会下滑太多；再如中国杠杆率上升，即债务风险扩大，因此如何有序地“去杠杆”也是一大挑战；此外，中国需要向一个更为市场化的金融体系转型。但问题在于，多个目标之间可能是相互矛盾和相互冲突的，这对于平衡多个目标、实现稳健增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诚然，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之中，需要稳步推进改革，推动经济迈过当前这个大坎。不过，对于中国经济如何走出困境，经济学界普遍存在激烈争议。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余永定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发展阶段当中，中国应当转向定向财政宽松政策，以防止债务紧缩引起的经济“硬着陆”。余永定指出，在当前通缩环境下，仅仅采取货币扩张政策对中国经济助力甚小，因为金钱要么被闲置，要么就助长资产泡沫，并加快资本外流的速度。如果中国政府要防止债务紧缩引起的经济“硬着陆”，就应当将重点向定向财政宽松政策转移。2015年全国预算赤字目标约占GDP的2．3%，中国完全有能力提高政府支出并降低税收。
而另一派具有代表性学术观点的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他认为扩大财政赤字会把中国推向大萧条，误国误民。几年来的宏观刺激不仅使我国大量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负债急剧攀高，而且通过贷款创造存款，内生地产生了大量广义货币，使我国的广义货币M2在过去七八年中净增了100万亿元上下。2014年年底以来，我们的贷款利率已经降了好多次了，但现在仍为4．35%。这4．35%再加上5．9%的PPI为负的通货紧缩，实际利率仍然超过10%。现在又有哪个行业和多少家企业的税前利润能超过10%？如此下去，我们的国民经济还怎么发展？韦森指出，现在强调供给侧改革，采取供给学派的经济学主张，绝不是再来一轮大规模的靠政府设计和引导的人为的产业转型升级，到了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各行各业均产能过剩，企业和政府负债都很重，再靠高投资率来推动经济增长，那会导致中国经济沿着现有的发展路径上越陷越深。
从中国学术界的严重分歧来看，表面上讨论的是赤字和债务，实际焦点在于资本宽松政策是否要落地的问题。追踪中国经济增长的形势演变，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形势正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最主要表现，是消费率逐年下降并已大幅度低于国际通常水平，而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持续上升并已过高。大规模投资使生产能力迅速扩张，而消费增长速度赶不上资本投入和生产能力的扩张速度，因此出现了相对于供给能力而言的持续的国内需求不足，带来生产能力严重过剩。
归结而言，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症结就是结构性问题，而导致结构性问题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化改革不够。以产能过剩为例，导致产能过剩的表面原因是投资一窝蜂，过度投资制造出产能过剩。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可投资的领域太少，市场准入限制太多，融资渠道不足，结果一旦某个领域被视为热点，立刻吸引大量投资跟进，很快把这个市场做得过剩。从发展态势看，如果过剩局面再继续蔓延下去，不仅这些企业经营困难加大，而且金融、财政的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大或者凸显。此外，产能过剩企业占据的资源会使得人力、资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在没有有效产出的同时又阻碍了新经济的发展，因此化解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必须跨越的障碍。
化解产能过剩首先要允许企业“退出”。如果“僵尸企业”不能退出，这对于提高资源效率会有很大的约束。供给侧改革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把失去的竞争力，尤其是在过剩产能“僵尸企业”上的资源释放出来，让它们支持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值得注意的是，与一些担忧就业和地区经济问题的地方相比，中央的态度十分坚决。李克强在前述会议上表示，我们要下大决心，下一步将对“僵尸企业”、“绝对过剩产能”的企业狠下刀子，并提出下决心选几个产能严重过剩的领域“下手”。由此可见，行业兼并重组已时不我待。换言之，留给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转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正在寻求“再平衡”。近几年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服务业。2015年服务业在GDP中占比提高了2．4个百分点，达到50．5%，超过了半数，比工业高了16．7个百分点。我国服务业近几年增速超过了GDP增速，在GDP中的占比大大超过了工业，已成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今中国家庭在娱乐、旅行、医疗、教育和其他服务业方面的支出日益增多，推动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这既有助于经济稳定增长，也意味着经济结构优化在顺利推进。不过，有经济学家认为，仔细观察数据，几乎所有这些名义数据上的再平衡都是由于工业产品相对价格的大幅下跌、服务业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胀调整后的实际价格显示，过去10年间，中国的经济转型效果并不明显，劳动力和资本并未离开工业。笔者认为，利用价格变化修正我国的产业转型，从研究上看是有道理的，至少去掉了一些转型成就的泡沫。但中国经济转型并不只是由价格变化决定的，部分产业正在经历的困境、政府大力推动的某些转型努力，也在发挥作用。
不管怎样，中国经济要恢复一种健康而稳健的状态，需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经济形势和市场本身，这不是出台刺激政策就能解决的，需要等待市场真正回暖；二是在政策上有所作为，通过出台政策和推进改革来引导市场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