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寇佳丽
充满希望却又艰难坎坷的2015年即将过去,喊了一年的美联储加息终于落到实处,准备了很久的人民币也终于如愿以偿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货币篮子,欧洲才解决了希腊债务却发现难民问题已一发不可收拾,而曾经成竹在胸的“安倍经济学”似乎并未如期解决日本的经济难题。常说新年新气象,2016年,全球经济有哪些值得期待的表现,又有哪些需要攻克的难题呢?
美国:进入持续增长阶段
不得不说,近两年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风头倍出。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近期在其发布的报告中预测美国在201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增长会达到2.7%,而界内有观点甚至称该国即将进入“金发姑娘经济”,即高增长、低通胀并存。对于上述观点,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珏教授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她更愿意用“持续增长阶段”代替“金发姑娘经济”的说法。
根据林珏的分析,判断2016年的走势必然少不了对即将过去一年的总结。
她指出,2015年美国经济展现出的增长,不仅是危机以来美国政府量化宽松政策的成果,也是一系列政策发生作用的综合体现,比如再工业化与出口翻番目标加强了贸易保护的措施,页岩气革命则将美国由主要的油气进口国变更为出口国。这些政策持续发挥作用,而2016年会是明显受益时期。
“如果美国的贸易伙伴不是那么糟糕,2016年美国经济应该会有很不错的表现,但是美联储加息尘埃落定,一定程度又抑制了通货膨胀,所以综合起来,2016年应该会见证其经济的持续增长”,林珏这样说。
2015年12月17日,美联储上调联邦基金短期利率0.25个百分点,至0.25%~0.5%目标区间。林珏认为,尽管加息幅度不高,但发出的信号是明确的:美国结束量化宽松政策了,美国的经济已经走出低谷。虽然美国经济增长目前依然不够平稳,但是其国内失业率下降到危机以来最低点,在2015年11月达到5%,出现了季度GDP增长超过2%的速度。显然,美联储加息在2015年沸沸扬扬长时间后,终于赶上了新年列车,或许长期影响还需要时间给予人们思考空间,但是短期作用已然近在眼前。
对美国自身而言,加息意味着收获。林珏告诉《经济》记者,美元会因此继续走强,进而促使以美元计价的油气价格得到提升。油气价格的下跌也会得到缓解,因为美国经济的增长会增加油气需求,这对不景气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起到遏制作用。2015年10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投票表决通过了有关废止原油出口禁令的法案,“美国在世界油气市场的话语权进一步增大”,而低油价会导致美国页岩气公司进一步倒闭,“为此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其会利用其政治、外交、经济手段将油价保持在一定的价位上”。
即便如此,林珏依然认为标准普尔给出的上述数据偏高,毕竟中国经济状态不好,日本又难见平稳,欧盟更是走不出困境,想要达到2.7%的GDP增速并不容易,在她看来,维持在2.5%左右更现实一些。“若贸易伙伴经济不景气,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消费和投资拉动,其在2016年仍然可能是发达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国家。”
中国:期待改革红利到来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2016年似乎更显波澜不惊,在平稳中寻找突破点,在前行中等待改革红利彰显优势作用。
“最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研究中心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的GDP增速应该是6.5%,这个数据不是说2016年的GDP增速维持在6.5%左右,而是一个底线,2016年甚至未来几年都会维持在这个数字之上,这样中国才能够实现长期经济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谷源洋这样说。
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谷源洋表达了他对2016年经济发展的担忧,“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还未到谷底,投资增长不仅没有上升反倒下降,出口也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巨大影响,出现各种问题,而‘十三五’期间应该会是前低后高的态势”。然而,他同时表达了许多期待。
治理环境让中国社会和企业都付出不少代价,最明显的就是我国至今还在陆续关闭高污染企业,这势必使很多人失掉工作,也势必自我关闭了一些产生税收和创造价值的门路。但是,改革总是以付出代价先行,而改革红利是需要时间展示的。谷源洋指出,改革和红利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并非调整经济结构,GDP增速立刻就会飚升,也不是关闭了企业,环境就立刻焕然一新,“等待红利比较艰辛,GDP增长压力会增大,劳动市场也会受影响,但是不管是2016年还是以后,红利终究会逐渐显示出来”。
中国作为世界出口大国,进出口贸易不得不看国际经济形式,按照IMF预测,2016年世界经济增速为3.6%,比2015年的3.1%要好一些,这就为中国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谷源洋说:“目前看,未来国际经济增速维持在3%以上不成问题,如果中国能够按照既定的改革路线,遵守中央政府提出的发展理念和方针,2016年的出口应该比2015年更好”。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强调加强供给侧管理,谷源洋强调,这是对供给侧重视程度的上升,却不是对需求面的忽视。
“这种说法,说明今后,包括2016年在内,国内经济工作将会供给侧与需求侧并重。”尽管2015年,中国的“三驾马车”表现都不甚理想,但是国内消费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美联储加息虽然大幅削减了中国降息的空间,却没有影响中国央行对降低存款准备金的调控。“中国政府财政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还有降准空间,而降准能够让更多资金进入市场,刺激流动。”而不管是对供给侧的重视,还是对明年降准的预期,都离不开一点——投资,因此未来如何做好定向高效投资是需要整个中国社会认真对待的问题。
谷源洋强调,“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从前10%的GDP增速自然难以维系,但是它也不会一直下降,而是到达一个平衡值就维持稳定,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所在”。
欧洲:期待央行更灵活
作为较成熟经济体的聚集地,欧洲经济想要在2016年做出明显改变并不容易。
“首先经济基本面至今没有改善迹象,其次持续了许多年的社会老龄化、劳工问题等都没解决,这些都是改善经济的障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欧洲所副所长、研究员刘明礼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说。如果一定要从诸多经济领域选出一个可以成为2016年欧洲发展亮点的,“我们可以期待欧洲央行会有更灵活的货币政策”。
刘明礼分析,经济政策总体可以划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欧洲尤其是欧元区对成员国的财政政策约束很大。“债务危机过后,欧洲许多国家都很重视财政纪律,而欧盟约定成员国的财政赤字率不得超过3%,因此各国可以调整的空间被一定程度缩小。”在他看来,全球经济不似从前景气,很多国家通过调整财政政策,提高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但是欧洲很多国家对此没有太大自由,实施起来也很谨慎。
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就不同。长期以来,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都维持一个传统:以坚持通货膨胀率在2%为基准加息或者降息,而较少考虑其他因素。刘明礼认为,这在全世界的央行中都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央行往往不仅需要考虑通货膨胀,还需要考虑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过于僵化的体制,让欧洲国家货币政策的调整效率低下,也让欧洲经济难以抬头。但是近几年,这一情况逐渐得到改善。刘明礼指出,欧洲央行不仅在2015年年初推出量化宽松政策,还在2015年年底表露出继续扩大这一政策的倾向,代表该行今后政策日趋灵活。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近期表示,欧洲央行已经做好了再次调整货币政策的准备,而欧元区18国政府也应该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如果欧洲央行必须增加使用工具以确保完成维护价格稳定的使命任务,那么它就会这么做。
然而,此举并非一本万利。刘明礼告诉本刊记者,尽管对欧洲经济而言,上述举动一旦落实可以为其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劳动就业,但是对全球经济却可能引起波动。“美联储刚刚完成加息,若欧洲央行继续扩大量化宽松政策,一紧一松,国际汇率市场大概难免受冲击。”
除此之外,欧洲大陆其他可以预期的经济改变乏善可陈。
“政治结构决定经济结构,强有力的改革措施不仅需要政府和议会有智慧和勇气,还需要选民的支持,但是对欧洲而言,改革往往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削减,而这又是绝大多数民众所反对的。加上社会老龄化严重,人口结构不合理,消费受影响,创新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受阻,因此‘稳定’既是欧洲经济未来发展的保证,却也成为其前进路上的桎梏”,刘明礼这样分析。
日本:企业为政府创收
在经历了2014年的技术性衰退和2015年GDP增长的不稳定,2016年日本经济会带来一些改观,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企业会为政府税收做出不少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张季风告诉《经济》记者,2015年12月下旬,日本政府准备年度预算案,估计本国2016财年税收将会达到57.6万亿日元(1美元约为121.2日元),为25年以来最高,而贡献最多的便是企业。
“之前我们谈到日本企业的盈利在2015年并不出色,而实地考察也证明它们在世界经济环境下的确受到冲击,但是2016年,得益于政府的经济政策,当地企业会面临两个机遇”,张季风这样说。
一个是降低法人税率。日本政府近期批准了2016年度税制改革大纲草案,将企业收入中作为税金缴纳比例的法人税实际税率从2015年的32.11%降至2016年度的29.97%,并在2018年降至29.74%,目的就是要推动企业提升盈利能力,促使企业更积极地致力于职工待遇的提高和国内投资的增加。“企业无疑会是最大的获利者,中小企业也能够借此缓解资金问题。”
另一个是提高消费税。日本政府宣布从2017年起实行新的消费税率,税率由当前的8%提升至10%,只有生鲜食品和报纸被列入“轻减税率”种类,仍然维持既有税率。“目前消息显示,消费税从2017年4月上调,预期日本经济会在税率上调前迎来消费热潮,因为民众会因此囤货,企业自然也受益。”
企业受益,实体经济为政府税收的贡献就变多,张季风认为这也会从一定程度上减少日本政府在2016年的发债规模,但是其是否会进一步影响融资融券甚至金融市场的变化,他认为现在还难以断定。张季风说:“目前官方给出的两融规模还未改变,而金融市场上的资金流动性数据暂时也没有明显改善,判断时间还稍早。”
尽管如此,该国官方预测日本2016财年实质GDP增长会达到1.7%,而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给出的数据则为1.4%。对于一个经济成熟程度如日本的国家,张季风认为其GDP增速能够保持在1%以上就是合理区间,而细微的差别不可避免,况且最终数据往往还会经过修正。但是依照目前预测,“日本2016年比其前后年份都能看到更好的经济表现,因为消费税的提高会让2017年面对提前消费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而积极的一面会展现在2016年”。
对于国家经济而言,给企业减税无疑是一个好方向,不仅能够减轻企业负担、增加企业活力,还能为企业创造更大财富。然而,张季风同时也告诉《经济》记者,减税措施能够在短期内带来政府税收的增长,但其能否对整体经济起到提振作用却难说,“日本经济最大的问题在于国内消费不足,已经持续很多年,企业减税不会直接改善它”。
新兴经济体:感知压力
唱衰新兴经济体的论调已经持续两三年,总结起来可以说是“虚晃一枪的多,打中靶心的少”,而2015年年底,美联储加息前后,这种声音终于集中到“资金外流”这一具体问题上。
《经济》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学者们都赞同新兴经济体已经出现资金外流的现象,但是也并未对此表示过多担忧。
林珏认为,美联储加息才刚刚开始,2016年甚至以后都会有后续动作。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仅会遇到资金外流的问题,还有可能面临货币贬值、外汇储备缩水,这都是美联储加息带来的经济后果,非常自然。“相比抽出精力应对上述问题,新兴经济体更需要关注本国货币与经济的稳定,如何在美联储加息的长周期中调整经济策略,最大程度降低影响”。
谷源洋的态度则更为积极。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势头良好的被称为新兴经济体,而新型经济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金砖五国”。乍看上去,这5个国家的经济前景好像很糟糕,但是重点在于,“糟糕的程度是在加深还是好转”。他强调,以俄罗斯为例,2015年和2016年,国际上对其GDP增长预测都是负值,但是很显然2015年已经比去年好很多,其资金外流的数目也在降低。不管是新兴经济体还是“金砖五国”,道理是一样的,“这些国家不能摆脱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但是它们能够在黑暗中奋斗出上行的道路,这就是好趋势”。
2015年12月22日,IMF在最新研究报告中表示,新兴市场资金外流在美联储加息前一个季度达到最大,这表明新兴市场资金外流最糟糕的时期或许已经过去了。该组织还指出,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甚至可以看到资金流入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