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竹强
许多人对接下来的经济改革缺乏信心，最直接的理由是，即使是经济改革，由于涉及到垄断破除、利益分配、税负体制、创新体制等广泛的利益表达、利益竞争、利益斗争、利益平衡的动态过程，而中国目前缺乏这一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博弈机制，推动改革的行政权力，难以体现这一博弈过程，结果，基本上大多数愿望良好、表面看起来不错的政策，最后不是沦为口号，就是沦为变味的、背离政策立意的结果，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公平度越来越差、贫富差距拉大。
过去30年的改革，特别是过去2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由于彻底放开了普通经济领域的市场竞争，结果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同时，由于政府依然坚持并鼓励做大国有经济，由于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是国家，没有一个企业的大股东可以和国家相比，因此，不公平竞争是天然的，结果最近10年，借着规范管理、做大国有企业的口号，垄断势力不断增强，这使得中国经济充满垄断。正是这种既在普通经济领域充满活力，而又在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经济领域处处垄断，使得中国经济既有很好的增长，又拉大了贫富差距、社会矛盾暴增。
总结起来，在单单改革普通经济领域、不改政府主导和国有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政策下，即使在过去的20年，中国享有低水平基础上经济增长的优势、劳动力红利、出口市场暴增等历史条件下，贫富差距暴增、垄断势力暴增也是无可抑制的。原因是，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中国经济政策缺乏广泛代表性、公平博弈、动态及时的利益平衡制度，这种制度的缺乏，导致中国的经济政策流于不同层次的行政领导的意志力，领导意志在经济政策中的决定作用，导致权力寻租引发的腐败不可抑制，普通百姓（就是那些所谓没有“关系”的国民）的利益难以得到制度化的维护，社会矛盾难以减缓。
不能说领导层缺乏改革的决心，某种程度上说是改革缺少合理的技术手段导致的。1978-1989年的中国改革，不仅改革经济，也改革政治、教育、土地制度，明确提出“党政分离”的口号，但结果是改革失控了。原因是没有认识到这样的全方位改革，必然引起社会思想的活跃，从而导致在前30年被极左思想“宣传引导”的、被深度压制的人们内心不满的总爆发，一些激进的社会运动在放松的管制下爆发出来。如果有这种预料，那么任何不满的爆发都将在爆发前被压制，从而保证这样的开明改革的延续。但由于没有预见到这些可能的社会情绪的失控情况，最终诱发了1989年的运动爆发；同时，危机处理能力和办法的缺失，导致全方位改革的大门被关闭了。说到底，这是执政能力不足导致的。
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吸取了前十年改革的教训，采用了政府主导和控制的“渐进式改革”，一直延续至今。但这种改革的消极效果至今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现出来，经济的增长，并没有惠及全民，急功近利的增长也透支了经济增长的潜力，贫富差距悬殊，公平缺失，社会福利滞后，垄断势力增强，公共权力私利化，权力干涉经济不可抑制，腐败横行，道德败坏，政府公信力减弱，人们责任心缺乏，道德衰退，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凝聚力非常差。
因此，接下来的10年，中国经济改革，应是更高层次的制度改革，凡是阻碍破除垄断的政策和势力，凡是干涉市场机制的政策和势力，凡是阻碍社会公平福利的政策和势力，都必须彻底改革和破除。最主要的是，必须建立完善的、系统化的、真正代表各方利益的利益平衡机制，以确保利益博弈和利益平衡不流于形式，避免流于长官意志。其实，这就是经济民主化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体制。在经济政策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必须不择不扣地执行全体公民的意志，而不是领导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