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问政·
在开放经济的现实背景中，你是站在中国看中国，还是站在世界看中国，会对中国经济的走势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站在中国看中国，看到问题会比较多；站在世界看中国，情形就会发生变化。
陈宪
近四十年来，每当中国经济增长下行时，唱衰的言论就纷纷登台。例如，今年年中，笔者就看到一篇预言中国经济在2016年爆发“清算式危机”的文章，其言之凿凿，令人印象深刻。可是，年底了，这一预言并未成真。其实，受过一定教育的人都明白，预言任何事物的进程和趋势，需要方法论，更何况是预言一国经济。只不过，做如此预言的人，在讨论中国经济时，置方法论于不顾，抑或背离方法论的基本要求，掺入了其他意味，甚至情感。因此，他们“测不准”就是“白天鹅”事件了。
运用学科原理和方法研究现实问题，方法论比原理和方法更重要，就像法官运用法条判案，程序的规则比法条更重要一样。“预言中国经济需要方法论”，有标题过大的嫌疑，这篇短文当然无法系统回答这一命题，笔者选取几个角度，试着给出几点说明。其中难免谬误，还望高人指正。
在开放经济的现实背景中，你是站在中国看中国，还是站在世界看中国，会对中国经济的走势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站在中国看中国，看到问题会比较多；站在世界看中国，情形就会发生变化。理由至少有二。其一，放眼世界，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尽管经济社会活动中存在各种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和风险，但是，经济发展环境相对稳定，并保持6%~7%的中高速增长。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952美元，在具备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下，根据收敛定理的作用，中国经济按照上述增速，再持续增长二十年左右，当是大概率事件。其二，中国政府提出并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深化的开放举措，在给沿带沿路国家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带来增长机会。这些机会一方面是GDP意义上的，另一方面，也有GNP意义上的。当然，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存在各种可能的风险，但是，总体上将是机遇大于挑战，为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均带来新的增长空间。
研读唱衰中国经济的报告和文章，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基本是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分析与研判，进而得出“硬着陆”、“悬崖式下滑”和“清算式危机”等结论。显然，预测一国经济走势不考虑政治、社会等其他因素，就难免存在方法论缺陷。即便假定中国经济内在的下行压力，足以导致一场系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我们也不能不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现在能否承受这样一场危机？就像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在没有充分估计中国老百姓(603883,股吧)承受通货膨胀能力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启动价格改革，即尽快从价格“双轨制（计划价和市场价）”过渡到“单轨制（市场价）”，进而使改革中途夭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事先充分估计老百姓承受通胀的心理预期和应对能力，我们就会采取更加稳妥的改革方案。所以，这一教训告诉我们，在处理各种经济问题时，要考虑政治、社会环境的承受力，以及保持稳定的必要性，因为这是关于发展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稳中求进”的深意也在于此。
有人质疑，现在采取的“稳增长”政策措施，会使各种矛盾和风险累积，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爆发更大的危机。“清算式危机”的大意也是如此。他们认为，中国的危机本来应该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即刻爆发，只不过我们采取了严厉的政策措施，使危机延期了。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基本的道理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即经济学根据机会成本选择的道理。也就是说，如果不采取必要的、严厉的政策措施，危机一旦爆发，可能产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其危害可能远大于政策措施本身造成的问题。当年，凯恩斯就深知经济政策可能的危害，但他认为，自由的社会不能承受严重的、持续的失业。长期来看，我们也许能够达到充分就业，但从长期来看，我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而在近期，如果我们任由失业增长下去，就有可能出现革命。这是凯恩斯对哈耶克的回应，也将方法论从经济学转换到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中。
人们原来总是拿着凯恩斯这句“长期我们都不在了”说事，认为凯恩斯的经济学没有长期。这一说法没有错。然而，当时最重要的是走出大萧条，短期政策可能产生哪些长期问题，确实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可以说，这也太现实了，但是，短期过不去，何来持续发展的长期，或者说痛苦的时间将会更长。所以，宏观经济需要区分短期和长期。短期采取的政策措施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肯定会在长期造成问题，已有大量经验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短期政策造成的问题，尤其是那些累积起来的问题，在长期，主要是靠发展来解决的。这里，从方法论上说，引入增长理论的宏观经济学就是动态经济学，用动态的眼光看增长和发展中的问题，充分考虑技术进步、制度变革等因素的作用，是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进步。
面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的大量矛盾和问题，邓小平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告诉我们，这些矛盾和问题要靠发展才能解决。当然，我们要在发展的同时，积极推进改革，进而在体制机制上使各种政策措施更加合理、更加有效，尤其是保证社会公平方面的政策措施，避免这些矛盾和问题重复产生。再看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其经济连续几十个月增长，出现“新经济”一说，消灭了长期积累的债务，财政有了盈余。这并不是当时美国政府的政策特别有效，而是由IT技术革命转化的产业革命，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增长，进而解决了过去累积的问题。这就告诉我们，对于现在的中国经济来说，短期政策要有利于调节总需求的规模，长期政策则要有助于转换动力，实现中长期的稳定增长。其间，还有许多体制性、制度性障碍，影响着中长期增长动力的形成，由此就凸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这也是从短期和长期结合的角度，厘清的中国经济未来一个时期发展和改革的大致逻辑。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