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勋
2016年年底将至，从政府到学界、企业界，都在分析、总结中国经济当前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局势变化，探讨应该制定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和因应策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目前，很多铺垫的工作也已经展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做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等工作听取有关专家、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建议。李克强表示，做好经济工作，要落实新发展理念，通过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多个部委也正在为2017年经济政策制定进行调研，研究经济工作思路。
嘉宾
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巡视员、研究员
张占斌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
徐洪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周景彤 中国银行(601988)国际金融研究所宏观经济与政策研究主管
中国经济增速回调过程已初步触底
中国经济时报：从当前趋势看，完成2016年全年目标任务基本无虞。对此，各位如何评价2016年的经济？
张立群：综合2016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及其背后的支持因素，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回调过程已初步触底。
能够在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环境下实现经济增速回调触底，突出显现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的强劲支撑。首先，中国经济结构变化仍有巨大潜力，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尚未完成，劳动力和人口在工农、城乡之间的转移规模仍然巨大，消费结构、生产结构升级的潜力仍然巨大。生活水平、生产水平提高的空间广阔。这些都表明中国经济仍处在具有高成长性的历史阶段。第二，改革深化所推动的市场化、国际化蕴含的红利仍然巨大。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蕴含的发展进步潜力巨大。中国仍处于社会较快发展进步的历史时期。第三，中国仍然有丰富的人力资源、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不断增强的技术保障条件。当前劳动年龄人口超过9亿，国民总储蓄率超过47％，技术交流、技术创新活动日趋活跃。从生产要素供给看，完全可以支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第四，中国已经有较为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多项产品生产能力居于世界之首。综合这些条件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正是在经济基本面支撑下，通过2012年以来政府持续有力的宏观调控，才实现了经济增长由降转稳、初步触底。这也表明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底部可以保持在6．5％以上。
张占斌：2016年，中国经济在承受着巨大下行压力的情况下艰难前行，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突出体现为：各地区、各部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动性增强、市场预期进一步改善、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新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服务业继续较快增长、金融市场平稳运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绿色发展成效显现、城镇新增就业好于预期、城乡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保持协调、社会大局保持稳定等。应当说，中国经济增速全年保持在6．5％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或者说保持在6．7％左右是有可能的。这个增长速度在全球经济中也是排序靠前的。
刘元春：第一，在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下，中国经济增速成功实现了触底企稳的目标，名义GDP增速大幅度反弹、GDP平减指数明显回转、工业走出紧缩困局以及各类先行指数反弹都表明当前宏观经济供求关系得到大幅度改善，周期性触底已经出现。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顺利，在去产能和去库存、降成本等方面取得了超预期的效果，钢铁、煤炭等行业盈利的改善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第三，民间投资增速过快下滑与政府性投资持续高增长相并存的局面说明目前经济的扭曲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第四，中国债务率快速攀升、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扬、期货市场异动以及汇市承压说明目前风险问题已经步入到新的阶段。
徐洪才：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呈现出“L型”走势。从经济增长来看，前三季度实现了6．7％的经济增长，未来经济平稳增长仍然可期。但是四季度经济增长可能会有所下降，增速大概在6．6％左右，全年平均下来仍然是6．7％。
周景彤：作为“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16年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弱于预期，贸易增长依然乏力，经济和政策走势分化更加明显，欧洲难民、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事件都为市场带来不确定性。但是，受稳增长政策效应释放、房地产市场升温、大宗商品价格回升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比较稳定。预计2016年全年我国经济将增长6．7％，尽管比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但落在政府年初设定的调控目标范围。今年经济运行有三个突出特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明显、产业结构调整加快、通货紧缩压力有所减缓。
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将总体平稳
中国经济时报：根据各位的思考和研究，对明年经济走势有怎样的基本判断？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张立群：2017年全球经济复苏总体将呈疲弱和不稳定状态。美国的投资和就业持续恢复，经济保持复苏态势。但收入差距大、消费增长不及预期等，使美联储始终担心二次加息的风险而举棋不定；其国内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浪潮涌动，总统换届对其政治经济走势的影响较大，经济复苏进程的不确定因素较多。英国“脱欧”使其与欧盟成员国未来的贸易和金融关系变得不明确，对欧洲的投资和就业产生了抑制作用。移民问题催生了欧洲的民族情绪，离心政治力量扩大阻止了结构性改革进程，使欧洲经济前景低迷，不确定性增大。日本经济尚未摆脱日元升值、通缩等因素的拖累。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复苏态势总体好于发达经济体，但基础仍不稳固，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还应该注意到，全球经济正在遭遇“去全球化”逆风，各种贸易保护、贸易壁垒趋向增强。综合看，2017年中国出口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但考虑到基数较低、稳出口的多项努力效果逐步显现、转型升级带来的出口竞争力提高等因素，预计出口将呈现低位企稳的态势。
2017年中国投资预计将呈现平稳增长态势。首先围绕新型城镇化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布局，重大工程项目已经有较多储备和前期准备工作；地方债置换、地方发债、PPP等资金配置模式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在此基础上，预计基础设施投资将继续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态势。第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将逐步改善房地产发展环境，并将持续提供需求支撑。考虑到房地产建设规模的恢复明显弱于市场销售的恢复，存量房持续减少，资金比较充裕，预计房地产投资总体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受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的带动，制造业投资在2016年已经止降企稳，预计2017年将呈现增速持续恢复态势。综合看，2017年投资将保持平稳增长，水平不低于2016年。
保障和改善民生仍将是2017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对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会形成更可靠的支持。预计2017年消费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会比较稳定。
综合以上分析，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平稳，水平与2016年大体相当。
张占斌：国际方面，2017年全球经济仍难有大的起色。原因包括：一是新科技革命仍未全面启动，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导致全球总需求增速放缓；二是QE和经济刺激政策大规模使用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进一步加速总需求的不足；三是货币政策已接近极致、财政政策也没什么空间，结构性改革推进难度比较大；四是全球面临逆全球化；五是全球经济增长会持续低迷，世界贸易和投资进一步萎缩，美国政府换届也让整个世界的经济、金融、贸易等充满了不确定性。
国内方面，2017年是我国实施“十三五”规划、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年，各项改革进入“关键期”，各项措施如果能很好落实，会有望稳定市场的预期，产生新的制度红利。补短板力度会加强，关系国计民生和培养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大工程和基建投资将会加速推进，继续扮演稳增长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人民币汇率修正和出口企业提质增效，2017年出口可能会比2016年好。工业领域供求关系有实质性变化，中国制造业投资已经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恢复，等等。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应该在6．5％左右。如果能够保持在6．5％左右，就是了不起的成绩，仍然是一个缓慢探底的“L型”走势。
刘元春：周期性力量的触底并不能保证2017年简单延续2016年的增长速度，外部环境的恶化、内部债务的累积、政府调控政策效果的递减以及其他趋势性力量的显化，决定了2017年经济增速将出现小幅回落，但价格的回升使2017年GDP名义增长速度将高于2016年。其判断的基础是：一是英国实质性脱欧、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运行以及美联储加息等因素的影响，各类“去全球化”力量将使中国出口增速收缩的幅度要大于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幅度，同时还将面临全球金融资本流动逆转的冲击。二是目前过高的政府债务和国有企业的债务决定了2017年我们难以保持20％左右的国有投资的增速。三是民间投资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全面改善，底部运行是常态。四是各类基础性改革还没有推出，市场信心难以全面改善。五是债务风险的高企严重约束了各类宏观宽松的空间。六是房地产调整将产生短期冲击。
徐洪才：2017年经济增长可能会延续下跌趋势，预期在6．5％以上，因为支撑2017年经济增长的动力会有所减弱，比如住房消费不可能像今年这么强劲，而汽车消费也存在不确定性，所以2017年经济将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是如果稳增长政策能够到位，结构性改革能够落实，保持中高速的增长还是可以期待的。另外就是提质增效，总体来看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
周景彤：2017年，全球经济要有突出的表现不太可能，预计GDP增长率在2．8％左右，比今年稍微好一些。全球政策分化持续、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力量博弈进一步加剧，尤其是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上台，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贸易和国际政治格局将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
2017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中国经济将进一步加快推进新旧动力切换、新旧模式接续，预计经济形势总体趋稳，结构调整取得重要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工业生产更加依赖科技创新和效率提升，高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保持快速增长，传统产业持续改造重组，经济新动力(310328,基金吧)不断壮大；消费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较高水平，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增长较快；受盈利正增长、综合成本降低等影响，投资增速开始企稳；进出口受2016年低基数影响，或将出现恢复性增长。预计2017年GDP增长在6．5％—7％之间，与2016年基本持平。
2017年中国经济面临显著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明年经济发展将会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
张占斌：2017年，中国经济仍会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从国际看，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复苏乏力，国际贸易投资增长低迷，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不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英国脱欧、美国总统特朗普新政等都会加剧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从国内看，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风险进一步显现，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新旧动能转换相互交织，国内经济走势继续分化，地区、产业、企业之间增长情况差异较大，分化日趋明显。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仍然较多，这都需要我们全面把握、审慎应对、化解风险。
刘元春：第一，债务率高企带来的明年债务违约的风险；第二，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对于中国汇市和资本市场的冲击；第三，地方政府和局部区域运行的困难将加剧；第四，政府货币政策在稳增长和控风险之间的平衡难度加剧；第五，居民实际收入增速可能持续下滑，并带来各种经济社会的后遗症；第六，基础性改革如何能够顺利推出，从而改变目前过度依赖行政性手段来配置资源的局面。
徐洪才：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挑战非常显著：一是美联储加息势在必行，如果我们的应对政策不能到位，可能会产生很大外部冲击的风险。二是未来经济增长受房市拖累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支矛盾会更加突出。三是政府基础设施的投资占主导地位，而民间投资乏力，投资结构出现恶化，这种情况要引起高度关注。四是金融体系的债券市场违约频发和银行坏账增加。五是居民收入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这种收入分配恶化也要引起关注。六是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难度加大。
周景彤：2017年，保持经济金融稳定运行，需关注以下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特朗普当选后的美国经济贸易投资政策变化、英国脱欧进程、全球经济和宏观政策不同步等，都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二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能否保持高增速，保持20％左右的高增长有一定的难度；三是房地产调控将影响开发商增加投资的积极性，可能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四是制造业去库存、去产能进展，决定了制造业投资能否顺利回升；五是金融风险对经济金融稳定存在潜在冲击，特别是企业杠杆率过高、资金“脱实向虚”倾向增大了金融风险，客观上带来了不利影响；六是人民币汇率波动、跨境资本流动等风险犹存。
2017年我国经济政策取向不会发生大变化
中国经济时报：明年经济工作的政策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张立群：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增长的拐点附近，这一拐点不同于一般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性质。稳步进入中高速增长，既包括增长水平的稳定，也包括增长模式的转变。必须继续坚持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措施并举、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结合的办法，精准稳需求、稳增长，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巩固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基础，提高增长的含金量。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应坚持稳健的基调；要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着力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形成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注重筑牢民生的安全网。
张占斌：要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证财政合理支出，加大对特困地区和困难省份支持力度。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注重抑制资产泡沫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要打造强化市场型政府，加快推进国企改革，加大放开市场准入，采取有力措施改善金融供给，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做好产权保护和激励工作，大力鼓励、稳定民间资本投资。此外，坚定不移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加大去产能、去库存和降成本工作力度。
刘元春：由于2017年稳增长的压力有所缓解，政策核心在于“控风险、促改革”，因为控风险已经成为稳增长的核心前提，促改革已经成为控风险最基础和最主要的手段。
徐洪才：一是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提高有效性。财政赤字要扩大，赤字率可以达到3％；投资减税也要加大力度。二是货币政策要稳健，保障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疏通经络。通过发展直接融资，激活资本市场，拓宽股本融资渠道，降低企业杠杆率；通过居民适当的加杠杆，扩大消费，政府降杠杆，扩大支出，实现对冲。三是供给侧改革要扎实推进。比如财税改革、国企改革要加快推进，尤其是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要加大投入，包括医疗、教育、卫生等。
当然，2017年要注意防风险：第一，要防范资本流出风险。三季度资本与金融账户差额占比达到GDP的－7．3％。第二，要高度关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财务风险。第三，要注意投资风险。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是一个挑战。
周景彤：2017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取向不会发生大变化，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政策的内涵和重点将进行调整。为稳增长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将继续保持积极宽松基调，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第一，赤字率或将提高至3％以上。第二，减税降费和税制改革持续推进，包括逐步完善各行业的增值税抵扣链条，进一步落实涉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继续完善小微企业的税费优惠政策等。第三，重点加大对重大基础设施、脱贫攻坚、新产业新动能培育等“补短板”领域的投资力度。此外，进一步完善PPP配套法规、融资模式、退出机制等建设，促进PPP项目加快推进和落地。
货币政策将保持中性适度，大幅放松可能性不大。考虑到2017年是“三去一降一补”实施的关键之年，经济内生动力较弱，货币政策需要进一步发力，低通胀环境也为货币政策宽松创造了条件。但是，受资金“脱实向虚”压力依然较大、人民币贬值和跨境资金流出压力依然偏大等影响，货币政策宽松面临诸多掣肘。要走出“实体经济低迷，虚拟经济火热”的窘途，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中性适度，重在为“稳增长、促改革、抑泡沫”创造稳定融资环境，进一步大幅放松可能性不大。预计2017年可能降准，降息可能性较小。
稳增长促改革要互相促进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多重目标，一方面要稳增长，另一方面又要促改革。应该如何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平衡？
刘元春：一是要在战略上认识到促改革是稳增长的中长期基础，而不是稳增长的负作用；二是必须认识到2017年稳增长的基础依然存在，我们不能在稳增长上用力过猛；三是在改革顺序上要寻找一些稳增长与促改革的契合点，特别是必须通过基础性改革一揽子规划的出台，全面逆转市场信心，开拓民间资本投资的有效空间，通过稳定民间投资来稳增长；四是收入分配改革必须破题，通过促进收入预期来挖掘消费的新增长点。
周景彤：稳增长是短期问题，促改革是长期问题，两者要互相促进、互相照应，但又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尤其是不能用长期手段来解决短期问题，或者是用短期手段来解决长期问题，具体就是改革不能替代调控，调控也不能替代改革。需要用需求管理来稳定增长，用供给管理来促进改革。由于当前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足，下行压力还比较大，稳增长政策还是需要的，要通过政策托底使经济增长不滑出底线。但是考虑到经济有所企稳，积极的财政政策短期内不宜加码，保持此前的力度，实现稳定增长和政策适度之间的平衡。同时，改革永远在路上，是大方向，认准的事情就要去做，但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把改革的目标当成手段，不能以行政性干预代替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