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良 于泽
中国经济在2011年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传统动能渐趋消失。从国际经验看，增速放缓并不必然陷入增长陷阱，重要的是进一步挖掘经济增长新源泉，加快自主研发步伐、向国际价值链高端迈进、扩大消费内需对外贸的替代作用，适时实现新动能的转换。特别是应以技术创新为先导，深入推进结构性改革，在长短期平衡中构建起与新动能激励相容的机制体制。在全球技术进步放缓格局下，以我国具备前沿创新潜力的信息技术等产业为着眼点，加速提升该领域的制造技术，通过扩散效应推动整体技术进步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同时，在财政与流动性两方面发力，促进结构调整，提升产品品质，通过帮助民间资本分担风险，提升民间投资的风险偏好，促进民间投资。
如何构建中国经济新动能
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逐步放缓，尤其是长期潜在增长率下滑。对外开放过程中，伴随向世界技术前沿学习、模仿空间逐渐缩小，以及第一次系统性改革红利逐渐减弱，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下降。这些又与人口红利消失和资本边际报酬下降叠加，导致经济增长的传统动能渐趋消失。我国需要抓住信息技术领域的显性技术优势，实现从技术模仿到技术创新的新旧动能转换，从而促使潜在增长率达到6.5%-6.6%。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需要深入推进新一轮结构性改革，以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目标。
经济增长传统动能消失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潜经济增长率在不同时期的推动因素不同。随着人口红利逐渐减弱，劳动力的推动作用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改革开放之初能够贡献1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到2015年只能贡献0.14个百分点。此外，尽管资本的贡献一直相对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年均贡献3.7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不过，随着资本边际报酬逐渐递减，2011年以来，资本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也在逐年下降。
在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是潜在增长率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对外开放以来，向世界技术前沿学习、模仿推动技术快速进步，改革释放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需求持续扩张产生的规模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开放进程中对国际前沿技术进行的吸收和模仿。近年来，随着技术模仿空间缩小和第一次系统性改革的红利逐渐减弱，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下降，赶超进程趋于萎缩。
需要看到的是，无论主动调控还是外部冲击，当经济总需求疲弱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都较慢。如1988年-1992年和1998年-2002年两个时期，国内消费高涨和外需上升时期，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了上升的态势。另外，随着外需增长空间越来越小和以消费为代表的内需仍有待启动，需求相对不足也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因此，传统模仿性技术进步、改革红利、需求扩张所产生的规模效应，都呈现弱化趋势，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加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资本边际效益递减，增长的传统动能渐趋消失，中国经济在2011年后进入新常态。
新旧动能转换的国际经验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经济赶超导致技术模仿空间变小，工资上升导致出口动能下降，经济增速必然会放缓，这符合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不过，增速放缓之后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是经济增速虽然下降，但是人均产出还可以持续增长，从而使得一国实现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转型。另一种情况是经济增速下降后就持续不振，人均增长率徘徊在零附近，经济维持在特定水平，跌入收入增长陷阱。因此，增速放缓并不必然陷入增长陷阱，重要的是进一步挖掘经济增长新源泉，适时实现新动能的转换，将经济增速维持在新的合理水平。当然，对中国经济而言，既然增速放缓符合一般规律，触发新动能也并不意味着经济维持在两位数水平的高增长，而是维持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速，实现人均收入水平持续上升，从而使得中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新动能对传统动能的替代，国际经验主要指向三个方面：
第一，自主研发替代技术模仿。距离世界技术前沿越近，自主研发代替技术模仿的必要性越强。但新技术的研发往往是企业的试错过程，这就要求进一步发挥市场作用。同时，也要求政府在政策上更多地定位于弥补市场外部性，对创新提供更多支持，特别是提高教育投入、增加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供给，以降低企业创新风险。
第二，国内消费替代对外贸易产生的外需。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提高创造了中产阶级，这些人是未来市场需求的源泉。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在增长初期，收入分配差距很大，中产阶级数量小，在外需减少后国内需求不能得到有效补充，就可能导致增长陷入停滞，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中产阶级规模扩大引致的内需恰恰和外需逐渐放缓相一致。经济发展导致工资上升压缩了原有的外贸空间，但是工资上升却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兴起，为国内消费增长提供了动力。其中的关键在于需求模式能否转变为工资拉动型。工资上升导致总需求继续上升，为企业规模报酬递增提供空间，同时也保证了总供给潜力的实现。
第三，通过研发向国际价值链高端攀升。原有低成本的出口模式在工资上涨后受到抑制，致使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需要通过新技术研发提高生产率，从出口低附加值产品到高附加值产品，提升国内产业结构。
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可能方向
在世界技术进步放缓的背景下，挖掘旧动能、构建新动能，将是我国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应着力于实现下面几个方面新动能的转换：（1）以技术前沿创新代替技术模仿；（2）以人口质量红利代替人口数量红利；（3）以技术创新导向的民间资本设备投资取代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4）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的农业现代化和深度工业化代替原来数量扩张为导向的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5）以攀升国际价值链的新型开放和提升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取代外需的数量扩张；（6）以城市群一体化为代表的深度城市化代替简单数量增加的城市化；（7）以新一轮结构性改革红利提升原有改革红利。实现上述七大动能转换，技术创新是先导，改革是基础。
第一，世界技术增速放缓下，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具有前沿创新的巨大潜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广泛期望出现一次技术革新，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但是，当前世界创新投入和创新成果似乎都预示着，新的技术革命还没有孕育成熟，世界经济仍处在信息革命的深化期。从创新投入来看，世界上研发能力最强的公司集中在计算机和电子设备行业，其他领域相对较少。据欧盟调查，在企业2014年-2017年的研发投资预期中，相比以往，仅有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硬件和设备制造业研发投入上升，在其他领域，企业都预计将减少研发投入。从专利申请代表的创新产出来看，相比于本世纪初，世界主要创新型公司仅在信息技术的专利活动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他技术领域呈现下降态势。
在世界技术进步放缓、仍处在信息技术深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前沿创新也应集中于信息技术领域。幸运的是，我国在这一领域具有比较优势。中国企业在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4个技术类别中拥有显性技术优势，包括“电信、数字通信、基础通信和计算机技术”。在这些领域实施自主研发战略，在生物技术等领域加快模仿创新，以稳健的科技创新战略迎接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到来。
第二，开发质量红利为特征的第二次人口红利。随着劳动力数量出现拐点性变化，我国劳动力优势不再，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同时，劳动供求关系日趋紧张，即使国家调整生育政策也无法在短期内彻底扭转人口数量红利的消失。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延长劳动时间，我国仍存在第二次人口红利。长期来看，应从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和效率，人力资本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劳动迁徙以及职业培训和技能等关键要素着手；中短期来看，应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提高中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挖掘“夕阳红利”。
第三，技术创新导向的民间资本设备投资取代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从模仿赶超转化为创新引领，对物质资本投资内容和投资主体提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边际递减，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近两年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以前减小了很多。为此，我国需要从基础建设投资为主转向设备投资为主。同时，在投资主体上，考虑到民营企业相对国企在创新试错中拥有比较优势，物化前沿技术进步的设备投资应主要由民企完成。
第四，借助ICT技术及应用提升质量导向的农业现代化和深度工业化。从国际经验来看，深度工业化是“二战”之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过早地服务业化实际上阻碍了经济持续增长。一方面，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低，另一方面是因为过早地服务业化往往集中在餐饮等低附加值的服务业领域，会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当前，中国并未完成工业化发展阶段，也未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特定发展阶段。驱动服务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只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这两大部门。最近十年来，金融业的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9.94%上升到2015年的16.83%；房地产业的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5.15%上升到2015年的12.09%。除了金融、房地产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上升之外，其他部门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均呈现停滞或显著的下降态势。由于驱动中国服务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只是金融业和房地产行业，维持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新动力(310328,基金吧)源泉不能简单寄托或完全依赖金融业和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式扩张，而是需要通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来引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持续发展。我国正处于由工业低端化向中高端化的关键转折期，这决定了中国现阶段工业高端化所带来的高质量投资，是中国经济新动力的重要源泉。
深度工业化之外，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绝对值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这意味着通过逐步改革来促进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稳步提升，能够释放较大的投资空间。但是因规模化、工业化生产受到诸多制约，农业部门对中国经济新动力的支撑作用需要在较长时期之内逐步加以释放。一、二、三产业融合将为中国经济新动力的形成提供重要支撑。
第五，在出口总量扩张速度趋势性下降的背景下，需要考虑出口的内涵提升。国际市场规模扩张和我国所占份额增长是推动我国出口增长的两个基本力量。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形势的低迷使得国际市场规模扩张速度急剧下降，这使得我国出口增长愈发依靠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的增长。随着我国在发达市场上替代原有供给者过程趋于完成，所占市场份额的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出口增长的传统动力丧失。新市场开拓战略对我国出口增长动力只能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边际贡献，并不能弥补因为发达市场上替代过程趋于完成所带来的动力减弱。因此，我国制成品出口乃至货物出口的增长速度下降必然是一个长期性的趋势性现象。
在增速放缓的大趋势下，就要求提高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含量，以此提升出口增长对国内增值活动的拉动作用。这需要依靠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通过全球价值链位置上的提升，促进我国制成品出口中国内增加值含量；二是强化制成品出口对国内非制造业的间接拉动作用。上述两方面具有共同的指向，就是通过国内产业调整和升级，提高机器设备、零部件和生产性服务等行业的供给能力和竞争能力。这样才能提高单位制成品出口增量对国内生产增值活动的拉动作用，包括对制造业自身增值活动的直接拉动，以及对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间接拉动作用。这种对国内零部件和生产性服务的提升，可以依靠信息通信技术的深化为技术基础，以国内制造业高端化和三产融合为载体实现。
第六，随着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利润驱动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需要向工资推动型转变。我国当前的总需求模式是利润驱动型。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工业用地、公共资源等的价格偏低，我国利润份额持续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利润份额提高、收入份额下降抑制了消费需求和净出口（主要机制是导致了进口上升超过出口上升），不过这也大幅度提高了投资，从而导致总需求扩大。这种扩大与生产侧投资拉动了50%左右的潜在增长率正好对应。
但是，随着资本边际报酬下降，投资动力将会逐渐下降，利润拉动的需求模式就成为了潜在增长率提高的限制，我国需要从利润拉动型模式走向工资推动型模式，通过初次分配中工资性收入的提高，扩大中产阶级比重，提高消费，为增长创造需求空间。这也是国际上转型成功国家所提示的一般性经验。然而，目前我国工资增长对投资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为了抵消因利润减少而导致的投资减少，就需要辅之以结构性改革。
第七，我国的城镇化水平量高于质，深度城市化将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能。除了打破户籍限制、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等常规性区域政策之外，重点可以通过城市群一体化的方法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质量提升。城市群强调通过区域产业关联形成城市间互补。现在我国城镇化主要是人口数量的集聚，在空间上出现了一些城市的简单集聚，但是，并没有形成在经济上的不同城镇之间的强强联合和分工。这里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不同城市之间会存在着行政区划的界线。这些行政区划通过高速公路收费站等有形的或无形的形式阻碍了资源的流动，出现了大量邻近城市产业结构雷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现象，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摒弃简单的行政区划限制，实现公共服务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发挥城市群在资源配置的功能。一方面在需求角度可以扩大市场规模，发挥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在供给角度可以进一步发挥聚集效应，提升经济效率。
第八，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如何从旧动能进行转化，这需要调整社会的激励机制，将资源从旧动能带到新动能，将市场主体和政府的行为模式向新动能调整。构建与新动能激励相容的机制体制是改革的核心任务，通过改革释放新动能。
新动能载体的增长潜力
凭借我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优势，加速提升该领域的制造技术，通过扩散效应推动整体技术进步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在信息技术领域中，电气与光学设备对我国经济影响最大。当电气与光学设备的技术向前沿面靠近10%，GDP比原来多增长0.290%；靠近20%，多增长0.573%；靠近50%，多增长1.383%；完全达到世界前沿，GDP比原来多增长2.612%。
与信息技术应用相关联的数字化产生的新业态对潜在增长率也会有重要贡献。预计在2016年-2020年间，智慧农业(000816)能够提升GDP增长率0.010-0.011个百分点；第三方物流能够提升0.008-0.013个百分点；网上零售业能够提升0.471-0.742个百分点；文化新业态能够提升0.023-0.098个百分点；在线医疗能提升0.001-0.006个百分点；在线旅游能够提升0.006-0.236个百分点。在这六大新业态中，网上零售业对GDP的提升作用最大。总体而言，以智慧农业等为代表的六大新业态预计在2016年-2020年间将帮助中国提升0.662-0.919个百分点的增长率。
新产业和新业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通过城市群一体化来放大。从提高城市群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的程度看，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一体化程度提升对GDP有较大影响。从单个城市群增长对其他城市群影响的外溢性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的外溢性最大。综合一体化和外溢性，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作为区域新增长极的潜力较高。
综合上述分析，在劳动力数量和外部环境等不发生重大趋势性变化的前提下，启动新动能，我国未来5年潜在增长率在基准情况下可以达到6.5%-6.6%，在较为乐观的情况下能够达到6.8%-6.9%，在技术全面处于世界前沿水平这种最为乐观的情况下则可以达到8%。
在长短期平衡中构建激励相容的机制体制
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就是要从政府主导推动的技术模仿赶超为基础的增长动能向市场引导的技术创新为动力的新增长机制转变。实现这一转变，最重要是要加大改革力度，重塑微观创新主体，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缩小政府的职能范围，将更多领域的资源配置交给市场，政府从经济发展方向的引领者走向支撑者。构建与创新引领相一致的制度基础。同时，改革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在长短期平衡中稳步推进新动能的转换应当成为短期政策的着眼点。
将适应技术模仿追赶型的经济治理模式改革为适应前沿创新的经济治理模式，这次改革是中国系统性改革的第二次起航，难度远远大于上一次改革。新一轮的改革需要注意的两大原则是存量改革和系统性改革。与上次改革不同，这次改革将从增量改革过渡为存量改革。从1978年开始的第一轮系统性改革，在以经济总量迅速提升为导向的赶超理念下，在保持原有利益格局基本不动的前提下，引入新的增量，例如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在政府允许的特定领域内，通过开放获得对国际前沿技术的模仿，通过再出口迅速提升经济总量。正是这种增量改革为主的性质，在原有的改革中，地方政府相互竞争，从下而上的自发性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可以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积极性。因此，在这种改革中，“先上车后补票”的现象有合理性。但是，现在我们的模仿空间逐步缩窄，需要在世界前沿与欧美发达国家竞争，而不是原来模仿阶段和第三世界国家竞争。这就意味着模仿阶段原有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和利益格局并不适应这种情况，需要全面调整激励机制和利益格局，从模仿行为走向创新行为。这就要求全社会通过存量改革释放资源，从模仿向创新发展。既然是存量改革，就是全面、系统，需要从顶层设计来推进的，防止原有改革模式中过度碎片化的形式。
在各个方位需要全面改革的过程中，最为核心的是重塑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缩小政府职能范围，建立创新导向的市场机制。我国原有通过模仿获得技术进步的动能逐渐消失了，新动能需要来自于自主研发。动能转换需要重新界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进一步理顺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这种重新界定并不意味着原来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清楚，而是需要构建适应原创性创新的政府和市场环境，逐步改变模仿型技术进步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
一方面，政府的职能范围需要逐步缩小，更多将试错空间留给企业，提升企业和市场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而不能像原来模仿阶段，因为能够看得清未来的发展方向，就进行政府主导的战略。另一方面，政府的职能方向需要调整。在赶超阶段，政府更需要的是进行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公路、通信等方面。通过这些方式，可以降低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促进出口和学习，提升生产效率。在创新阶段，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企业更需要关注的是融资和风险分担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几年来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率日益减小。政府需要更多地提供社会风险分担功能，为试错提供更多的空间。
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关系应从财政和国有企业两方面入手。财政是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手段。通过财政支出，政府承担了不同时期应该承担的功能；通过税收，政府改变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在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对国有企业经营领域的限定来干预经济活动，同时可以用国有企业的收入上缴来改善自身的收入结构。因此，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更多空间留给市场引领企业试错需要重构中国的财政体制和国有企业。
系统性改革还需要改革金融领域，放松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为工资上涨腾出利润空间；改革要素市场，推动资源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以减少要素价格扭曲；改革以规模为导向的产业政策，转向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失灵；在提高教育投入的同时，以全面创新为目标，设计提升劳动投入质量的政策；进一步强化产品标准和市场监管，提升产品品质；发挥国家、企业和科研院校的创新积极性，建设高效能国家创新体系。
为了能让改革落地，平稳实现增长动力转型，还需要短期宏观经济稳定。但是需要注意，制定宏观政策必须要考虑到长短期的平衡，在政策取向上与长期改革相一致，尽量避免短期稳增长政策对长期改革的影响。短期政策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短期内以稳杠杆为主，维持较为宽松的流动性。今年以来，我国流动性供给增速较快。在信贷加基建的传统增长模式稳定经济而市场内生新动能尚待启动的大环境下，急于降杠杆会导致信贷快速收缩，势必会对稳增长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今年还需要保持较为宽松的流动性。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进一步扩大信贷供给。
首先，由于以往的历次经济刺激以财政和货币手段加大投资特别是信贷投入，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积累了很高的杠杆，在经济增速下降背景下，继续进行大规模需求刺激会提高杠杆率，从而导致泡沫进一步聚集，使得原有的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剧。
其次，当前经济流动性偏好上升。企业或个人获得信贷，会进入流动性更强的金融领域而不是长期投资于实体经济，货币灌溉并不能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因此，未来需要以稳杠杆为主，保持适度流动性供给的同时，防止杠杆反弹和累积。
流动性供给与去产能紧密联系。我国政府和居民还有较大的加杠杆空间，可以通过鼓励发债和贷款等方式来适度扩大杠杆率，以便为企业降杠杆提供空间。在维持杠杆稳定的环境中应首先进行过剩产能的清理。我国的过剩产能并不完全是市场自发形成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学习模仿期间，政府行为所致，特别是地方政府推动的规模发展模式导致了产业雷同，产能过剩。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市场并不能完成去产能，还需要政府的推进。通过去产能提高行业景气度，促使企业自发降低杠杆率。
第二，财政还需要维持较为宽松的态势，但支出结构应向改革目标趋近。积极财政政策带动的基建投资在2016年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并不明显，消费增长率维持在低位，民间投资增速急剧下滑。在外贸持续低迷，市场内生动力启动不足，新旧动能转换还需要时间的环境下，要维持一定的总需求，稳定经济增长，保持良好的就业态势，还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
在保持积极态势的同时，财政支出需要更加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导向。支出方向上，在保证前期基建项目顺利进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各级政府对产能过剩产业分流职工的安置支出，抵消转岗等收入冲击对消费的影响，稳定消费，提高总需求水平。同时，加大财政对产业基金的支持，促进资金从虚入实。例如，加大政府财政出资结合民间资本构建各类产业基金，一方面扶持新技术和新业态来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产业，促进结构调整，提升产品品质，另一方面通过帮助民间资本分担风险，提升民间投资的风险偏好，促进民间投资。
第三，为了维持国内稳定的宏观环境，需要密切关注国际资本流动，防范国际风险。虽然人民币国际化是未来的大趋势，但是，在当前内生增长动力还不充分，需要利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政策选择应先国内后国外，不能盲目放开资本项目，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致使资本大幅度外流，干扰国内经济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