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拥有世界最低出生率、人均寿命最长的人口特征，处于“少子化、老龄化”的“人口负债”状况。从日本人口变动的情况来看，在第一个“失去10年”（1990-2000年）中，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超过了0-14岁的人口构成，15-64岁的生产人口开始减少。在第二个失去10年（2000-2010年）中，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出现了负增长的状况，整体人口开始下降。在第三个失去10年（2010-2020年）中，期盼已久的第三次婴儿潮仍未出现，人口继续下降。根据日本政府预测，根据目前态势，截至2110年，0-14岁人口将会占9%，15-64岁占50%，而65岁以上的人口占41%。生产性人口与纳税人减少，领取养老保险生活的人增多，年轻人的经济压力变得更加沉重。
日本第一次婴儿潮出现在1947-1949年，三年期间出生人口超过了800万人，被称之为“团块世代”。二战结束后，日本国内经济萧条，劳动力严重不足。企业为了吸引人才，实行了长期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工会制度等。日本基本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稳定的社会家庭构造。第二次婴儿潮出现在1971-1974年，也正是“团块世代”结婚育儿的结果。人口红利与融社会家庭企业于一体的企业制度促使日本一度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然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泡沫经济瓦解，经济不景气，企业倒闭与不得不裁员，哪怕经营好的企业也谨慎雇用新员工。劳动力市场从供不应求的状态陷入了“就业冰河期”。企业尽管继续维持长期雇佣制，但是谨慎雇用正式员工，而增加非正式员工的雇用。年功序列制逐渐向重视能力与业绩的制度变革。“人口红利”逐渐变成“人口负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人们生活压力加大，结婚夫妇出生率逐渐下降。随后，不想结婚、找不到合适结婚对象的人越来越多，未婚率日益提高。同时，社会出现了低学历人群未婚先育，高学历人群晚婚、晚育、不育的现象。多个研究指出，“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产生变化，职业女性的增加也是降低出生率的要因之一。尽管日本政府推出各种鼓励生育政策，泡沫经济的瓦解，就业与收入的不稳定让日本年轻人陷入了对未来的不安，出生率低下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另一方面，日本实行全民保险的养老保险制度。自20岁到60岁为止，不管是否有工作，所有日本国民都有缴纳养老保险的义务，这一部分构成了基础养老金。公司员工、公务员等在这基础上以用人单位对半支付的方式继续缴纳厚生年金、共济年金。养老保险以家庭为单位缴纳，因此在日本家庭结构中，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仍有养老保障。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险的弊端是国家财政支出的负担沉重。2007年“团块世代”的集体退休带来了老保险支付额的剧增，随之而来养老院与医疗的需求剧增正困扰着日本政府。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每增加一个百分比，社会保险支出就会增加一个百分点。事实上，在日本财政上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是最大且增长最快的。自泡沫经济瓦解之后，日本政府一直处于严重的财政赤字、负债累累的状态。
养老保险金“寅吃卯粮”的现状既加重了年轻人的负担，又让年轻人对自己的老年生活倍感不安。在日本社会中，家庭纽带较弱，子女成年后会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也不会赡养父母。养儿防老在日本并不可行。事实上，年轻人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精力。从资产拥有数量与储蓄金额来看，主要集中在五六十岁以上的人群中。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约80岁，女性约86岁，这意味着依靠退休金过日子的时间有20-40年。根据日本政府的调查，65岁以上的丈夫与60岁以上的妻子同时退休的家庭平均每月可获养老保险少于每月支出，每月约有6万日元的不足，这还没算上日后雇用保姆或护工的费用。因此，未来入不敷出的状况正迫使老年人学习运用资产投资增加收益，例如出售房产、购买保障性的金融产品等。出生率低、人口老龄化的日益严重将会降低房价的稳定性，也会潜藏着资产价格变动的不确定性。
“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发展、推动资产价格的泡沫。泡沫破灭后出现的“人口负债”也带来长期的经济萧条。人民不能安居乐业的国家，其经济也难以成长。年轻人对未来的不安，老年人对养老生活的担忧，不仅导致日本长期经济停滞不前，甚至是金融危机、以至于更系统的社会危机的预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