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际机构承诺的重大改革拖了整整5年尚未落地，屡屡卡在美国国会的IMF份额改革能否推进?其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经默默展开了行动，寻求绕开美国实行B计划，推进2010年制定的份额和治理改革。
IMF-世界银行2015春季年会上，IMF副总裁朱民表示， IMF再一次对美国不能批准2010年额度改革表示失望。“与此同时，我们也很明确，我们不能再等美国和国会了，我们已经开始启动B计划，会议对启动给予了认可。”
此前，IMF总裁拉加德[微博]也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如果国会无法通过，我们必须要寻求其他替代方案，这点奥巴马总统本人也表示支持。”
B计划究竟是哪般模样?近期，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向《第一财经日报》独家透露，此前拉加德访华时举行了一个小型闭门午餐会，拉加德在回答乔依德的提问时透露了两种潜在替代方案，其核心是——暂不将总份额扩大一倍(意味着美国无需增资)，直接从欧洲国家向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约6%的份额，或者进行特设增资(adhoc increase)，基本接近原先改革的效果，使得中国成为第三大份额国，也提升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
美国会频频阻拦 中国“探花”路漫漫
要说B计划，就必须先理解被搁置已久的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的“本来面目”。
根据《IMF协定》，重大事项由70%~85%特别多数票决定，发达国家在IMF中拥有半数以上的投票权，当前美国拥有17.9%的投票权，是唯一拥有“一票否决权”(veto power)的国家。尽管改革不会撼动美国“一票否决权”的地位，但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意义非凡，对中国尤其如此。
一旦改革落实，超过6%的份额将从代表性过高的成员国转移到代表性不足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994%大幅上升至6.390%，跃身为仅次于美国(16.75%)、日本(6.98%)之后的第三大份额国，标志着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全球话语权显著提升;贫穷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比重将被维持，以确保其话语权。
不可忽视的是，评估份额公式也是一大议程，但IMF对公式的评估并没有做好。此外，改革将使IMF总份额翻番，从约2384亿SDR增加到约4768亿SDR(按目前汇率约合7200亿美元)，而增资这点也正是美国国会屡屡出手阻拦的主因。
有专家表示，一些共和党人至今为止都对改革心存抵触。一方面由于财政吃紧，排斥增资，另一方面则出于“政治博弈”。例如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改革后将在IMF拥有更大话语权，美国配额和投票权将有所降低。
“奥巴马执政的民主党其实批准了份额改革，但是由于国会(由共和党执掌)的再三阻拦，改革始终无法推行。国会可能不希望看到通过改革成为民主党的政绩，因此很可能要等到共和党人接任总统，或民主党夺回国会控制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所研究员欧永鸣此前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B计划的两种可行方案
也正是由于美国国会的一再反对，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各界就开始议论绕开美国实行B计划，B计划始终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
不久前，乔依德终于向本报记者解读了IMF内部正在筹划的两大可行方案。
第一种方法，对一揽子计划进行分解(Delink)，现在拟计划不增加总份额，直接从欧洲调整约6%的份额到新兴市场国家。因为原来份额和治理改革是一揽子计划，是重大事项，需要美国国会批准，但由于大选、财政吃紧等原因，美国不愿意出资。而按照B计划，就无需美国国会批准，只需政府同意即可，而奥巴马政府对改革始终持支持态度。
第二种方法，启动特设增资(adhoc increase)。原来增加的份额包括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按公式来计算划分，其余是特设增资。由于此前IMF的份额公式没有很好地修正，因此B计划可能将全部增加的份额都作为特设增资，以此满足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需求，等公式改革完毕后再作为永久性安排。
早在2006年9月，IMF在新加坡年会上决定， 对份额被严重低估的国家进行首次特别增资，包括中国、韩国、墨西哥、土耳其;根据新的评估成员国份额充足性的公式进行第二轮特别增资;提高成员国的基本投票权，以确保低收入国家享有充分的话语权。
不过，也有专家对本报记者表示，B计划只是临时过渡方案，不论推行与否，最后IMF仍需回归到最初的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上来。
老牌多边机构应与时俱进
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被认为是IMF成立70多年来最重要的治理改革。此次改革方案将赋予新兴市场更多权利，更为合理地体现最新格局下新兴市场不断上升的经济地位。若不推行改革，IMF这一老牌多边机构将无法与时俱进。
IMF在1946年3月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华盛顿，目前已有188个成员国，总裁均来自欧洲。其主要使命是为陷入严重经济困境的国家提供协助，但发展中国家在IMF所享有的投票权迟迟无法与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相匹配，这也让IMF全球影响力有所下降。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欧洲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正迅速下滑，然而欧盟在IMF的席位仍然过多，即使在重新调整过投票权重后，荷兰的投票权重也仍将占到1.76%，而印度才占2.62%。”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宋铮告诉本报记者：“一直以来，IMF在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时，往往附加开放市场、体制改革等符合发达国家利益的苛刻条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让发展中国家对IMF的指责声进一步放大。”
回首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向IMF求援时，IMF却要求其实施财政减缩政策，造成发展中国家更为惨重的损失。IMF开出的不恰当“药方”导致亚洲有关国家经济每况愈下，双方的关系大不如前。此后，发展中国家也逐步开始自立门户，不断推进结构性改革、扩大外汇储备，很少再向IMF寻求贷款。
尽管如此，IMF汇聚了众多成员国，吸纳了一代又一代世界级经济学家，IMF对美国更是具有重大意义，美国真的会对改革拒绝到底吗?
事实表明，IMF在政治、战略上对美国极具重要性。例如，此前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矛盾升级时，IMF就出手相助;乌克兰危机中，IMF更是批准向乌克兰提供170亿美元两年期援助计划，以帮助该国在历经数月之久的动荡之后实现复苏。可见，IMF援助的对象都符合美国的地缘政治需求，动用的援助基金却非全部出自美国纳税人，而是由多个成员国贡献。
“美国不会放弃IMF这个多边机构。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没有重大压力是绝不会愿意改变现状的，维持现状总是美国的‘舒适圈’。”乔依德表示。如果IMF改革落空，则进一步强化了新兴市场国家寻求在IMF之外建立多元化国际金融组织的合理性，这从近期受到全球追捧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上便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