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草原
改革以来，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由计划逐渐转向调控，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未真正动摇。经济刺激依赖根源于中国特殊的经济制度环境。其中，政府对国有经济的隐性担保、扩张政策的国有属性，以及政府增长目标硬约束是刺激依赖形成机制中的三个主要“节点”。
一、政府对国有经济的“隐性担保”是形成刺激依赖的基本前提
始于1995年的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式改革将企业冗员大量分流，优质资产得到整合重组，经营领域不断向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能源、通信以及金融等产业集中。国有企业一方面凭借行业垄断以及对资源租金的无偿使用取得了巨额账面利润，另一方面国有经济往往布局在所谓战略性行业，一旦破产政府必须承担巨大的政治和社会成本，因此势必受到政府的隐性担保。这种担保之所以称作“隐性”，是因为政府从未公开宣称会对国企破产负责，而是通过日常资金支持及危机时的救助行为释放担保信号。现实中，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通过三种方式体现。一是政府直接给予国企巨额补贴，包括亏损补贴、税收返还或直接注资等，当国有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时，政府的救助更是不遗余力；二是国有企业无偿或低价使用的土地和资源的机会成本；三是通过对商业银行大量国有企业不良贷款剥离以及注资间接补贴国有企业。
1.隐性担保导致了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在隐性担保下，亏损甚至破产不再是企业经营者的最大威胁，利润最大化准则对国有经济的约束必然弱化，这直接导致了国有经济的低效率。
（1）国有经济的低效率显著影响增长速度。当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存在巨大效率差异时，资源在两部门之间不同的配置格局必将产生不同的总体经济效率。两部门的投资比重集中体现了资源配置偏向，国有投资比重上升，意味着社会资源向国有经济部门集中，总体经济效率因此下降，进而影响了总产出。我国学者对中国TFP增长率的代表性测算结论，国有投资比重与GDP增长率及TFP增长率的变动呈现明显反向关系。
（2）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带来通胀压力。再考虑货币供给问题，当国有经济比重上升时，一方面，银行贷款总量随之增长，经济中的货币数量增加，另一方面，总体经济效率下降拖累了经济增长率，使得产出增长速度滞后于货币增加速度，从而出现“过多货币追逐较少产出”的局面。以“M2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偏离”代表过度货币供给，国有投资比重和“M2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偏离”基本呈现相同的变动趋势，表明当国有投资比重上升时，经济中的确会出现“过多货币追逐过少产出”的现象。若仅考虑货币交易职能，M2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偏离最终造成通货膨胀压力。
2.隐性担保造成商业银行的国有偏好，导致信贷资源向低效率企业的“错配”。商业银行信贷资源的“所有制歧视”是近年来中国金融体系的鲜明特征。银行国有偏好的根源仍然在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在国有企业受到隐性担保的情况下，商业银行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国有经济偏好，虽然监管当局有意引导贷款扶持非国有经济发展，但仅限于“劝告”、“贷款结构考核”等一些不具备实质惩戒性的手段，无法对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形成真正的影响。在隐性担保下，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源严重偏向于国有经济。
二、扩张政策的国有属性、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是刺激依赖形成的两个必要条件
1.中国宏观调控主要依靠对国有经济部门的控制来实现政策意图。
非国有经济天然硬化的投资约束使得其对宏观调控的反应未必如政府所愿，尤其是使用扩张政策应对经济衰退时尤为如此。而政府若依靠国有经济渠道来管控经济，政策效果将“立竿见影”，这根源于国有经济的“所有权虚置”。事实上，国有经济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加强政府对整体经济的控制能力，进而更加容易地实现宏观政策意图。在“所有权虚置”下，“剩余索取权”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清晰，这必然形成国有经济的多重“非利润目标”，其中规模扩张就是国有经济典型的非利润目标。规模扩张冲动主要通过投资来实现，即使在市场预期普遍低迷的情况下，国有经济投资冲动依然不减，表现出“逆市场预期”的非理性扩张现象，即所谓“投资饥渴”。当经济衰退时，政府将放松项目审批条件，国有经济投资增长率将上升，当经济过热时，政府反向操作，通过严控项目审批来控制国有投资，这种现象很容易在现实经济中观察到。
2.政府存在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很难兼得，而中国以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使这两个目标更加难以两全。在衡量取舍中，政府明显表现出对保增长的强烈偏好，控通胀、调结构等往往让步于保增长。原因在于，一方面，通货膨胀程度与一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关，如果中央银行高度独立并将反通胀作为主要目标，通货膨胀水平一般较低。在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缺乏独立性，反通胀的重要职能被严重弱化。另一方面，特殊的制度环境赋予了政策制定者的习惯性思维，保持经济增长总是和“社会稳定”等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
三、经济刺激依赖的形成机制
政府对国有经济的隐性担保不仅导致软预算约束下的低效率，而且诱使信贷资金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逆向流动”，这种“国进民退”式的信贷资源错配必然通过削弱整体经济效率而影响增长速度。在政府“唯增长”目标约束下，以扩大国有投资和宽松货币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刺激政策成为短期内实现高增长目标的唯一选择。经济刺激不仅直接引发经济失衡，更为重要的是刺激政策本身的国有色彩进一步削弱了经济效率，客观上造成了下一期“均衡增长率”和“目标增长率”之间更大的产出缺口，经济增长要保持在“目标高位”就必须依靠不断加码的刺激政策力度，经济结构性矛盾逐渐累积以致积重难返，经济刺激依赖由此形成。
随着经济效率的不断受损，每一轮刺激政策驱动后能够维持的增长区间不断缩短。国有投资的低生产率特征和易得的银行贷款共同催生了超额流动性，过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产出必然带来通胀压力。在政府财力有限时，为保证目标增长率，势必要扩大政府债务以推动国有投资增长；而政府债务如要可控，则目标增长率必须保持在某个硬性增长率之上以“兜住”债务扩张，这使得经济增长约束与政府债务之间形成了相互强化的关系。长期过度的政府投资势必造成政府债务不断累积，近年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及其高涨的债务问题就是例证。
需要说明，只有当改革进程受阻，即改革对经济效率的“正向推升效应”无法覆盖银行国有偏好对经济效率的“负向削弱作用”时，刺激依赖问题才会凸显。2006年以来改革进程大幅放缓，不少领域出现“国进民退”现象，加之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巨量政府投资进一步恶化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环境，使得2006-2010年非国有投资比重年均仅增长0.17%，从学者们测算的TFP数据看，这一阶段经济效率也受到严重削弱，要继续维持高速增长必须依靠过量的国有经济投资，从而逐渐形成经济刺激依赖。
要摆脱经济刺激依赖的困境，必须切断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通过深化改革构建有效的国有企业委托-代理机制，促使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真正“硬化”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减弱因银行所有制歧视导致的信贷资源错配对经济效率的损害。纠正宏观调控对国有经济渠道的严重依赖，通过校准政策靶向和着力点提高扩张政策对非国有经济的驱动力度，打破刺激政策和经济效率损失之间的恶性循环。在新常态下，要真正转变“唯增长”的政绩观念和政府评价体系，在宏观调控目标中强调经济均衡发展和结构优化的重要性。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本文原刊于《世界经济》2015年第8期，原题：“中国经济‘刺激依赖’的形成机制：理论与经验研究”，经作者改写再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