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和美国都能够自觉地具有战略思维，并相应关联地采取战略行动时，最终得益的，绝对不只是两者之外的世界，更有自身的“盆满钵溢”。
陈彩虹
当下世界经济格局和人们的思维方式，让人觉得很困惑。从经济层面看，美国复苏缓慢，中国下行明显，欧洲受希腊债务危机影响，趋势很不明朗，那些新兴市场国家又大多被货币问题困扰，危机四伏。
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解决方法大体有三：要么增加投资，要么增加消费，或是保证出口大于进口形成出口净额。现在的问题是，增加投资也好，增加甚至于是刺激消费也罢，各经济体似乎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一时间，世界各国的眼光，都齐刷刷地集中到进出口领域里来了。
从人们的思维方式来看，各大经济体都秉持“出口净额”的理念，都希望其他经济体多进口自己的商品和服务，以形成出口大于进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思维下，我们看到，各大经济体都在积极地进行海外营销，许多经济体从企业到政府高层的访问或会议、会谈，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推销所属经济体的产品和服务了。
我们的困惑是三重的。
第一重是，各经济体都希望形成“出口净额”是不现实的，却都在做如此的努力，为什么不跳出如此的思维窠臼，寻求一种“进出口平衡”的思维，在希望其他经济体购买自己更多产品和服务时，主动地购买更多他方的产品和服务呢？
第二重是，在“出口净额”的思维下，各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强盛，通过各种制约，不买或是少买其他经济体的产品和服务成了一种常态，为什么不去想想，你不买别人的，别人又凭什么来买你的呢？贸易保护主义究竟是保护还是“损人不利已”？
第三重是，那些已经有过较多年份“出口净额”的经济体，其他经济体都在希望你们多买进而不是继续多卖出，并且，其他经济体也需要通过“多卖出”来获得收入才能够继续“多买进”，净额颇多者为什么不想想这个问题，却还是只想自己多卖，而不是自己多买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出口净额”的思维方式是现实世界里主流性的，却对于当下世界经济走向复苏完全无益——人们所期望的未来和实现期望未来的理念之间，有着明显的冲突。而且，各经济体越是陷入到这样的思维之中，世界经济的复苏就越是艰难曲折——它将叠加性地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贸易的摩擦和失衡，减少各经济体的进出口总量，至少是减缓增长的空间，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和消费无法实现较为合理的增长。
要知道，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来看，现代经济学里那“三驾马车”其实只有投资和消费两者，国际贸易的减少，其结果不是减少全球消费，就是减少全球投资，这又从何而谈世界经济的较快复苏？
新的经济战略思维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思维，即超越“出口净额”的战略思维。
什么是战略思维？对于思考者而言，首先必须跳出自我的利益束缚或避开人性的弱点，因此，战略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无我思维。因其“无我”，思考者容易突破时间、地点和位置的局限，将面对的问题放置到一个更大的时空里来整理、分析和判断，进而得出全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模式。
通常的理解认为，战略思维就是一把手思维。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不论何人，只要能够将自我置身于外，超越所在时空来思考问题，那就是战略思维。例如，一家企业的一般员工，如果他能够思考企业管理者面对的问题，再来看自己所处位置的作用，那就是战略思维。
战略思维显然是一种很困难的思维。关键在于，这种思维需要超越人性的弱点，需要超越自我利益诉求，超越局部，超越时间，超越定位。恰恰是顽固的人性，加上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赋予了人类更多的“自我”社会肯定，人们大多并不将“自我”视为战略思维的弱点。
然而，人类的战略思维又是格外重要的。按照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稀缺便是价值或是创造价值的别名。战略思维的重要，在于它会在超越思考者“自我”的前提下，形成某种纵横捭阖的全时空、全方位和全利益均衡的发展思路，若能够具体化到实施层面，将必定带来相对整体、持久、低耗和最佳的战略回报，或者说，带来长治久安的稳定局面。在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思维虽难却是必须追求的。
我们的祖先在战略思维方面，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遗产。老子的《道德经》，就是一部充满了战略思维的经典。老子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种“无我”的战略思维，是何等的高超。这里的“不争”，其实是一种智慧的“争”，超越的“争”，一种着眼于“得天下”的“争”。当面对具体的问题时，不去争那一时、一地和一方的得失，便可抛却如此“小争”纠缠的重负，赢得更大的施展时空，以充足的资源和实力，争得最大的战果。
老子不愧是一位全面的战略家，他还将其战略思想，细化到了战术的层面。他说，“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在这里，将自己置之于“后”，却得了“先”；置之于“外”，却反而能“存”。因此，凡是在没有“自我”战略思维下的战术选择，表面看起来，是“后”和“外”了，最终成就却一定是最大的自我。如此智慧，让我们无法不对老祖宗肃然起敬。
回过头来看世界当下颇为普遍的“出口净额”的思维方式。显而易见，它具有“小争”的意味，局限于个别的经济体，局限于一方的利益获取，还局限于一时的狭隘意识，它绝对不是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战略思维。即使，少数经济体会在这一类“小争”中，一定时间里获得一些蝇头小利，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多输”的，那所得的小利也难保住。这不是理论的推测，现实的格局，其实天天都在上演这样的活剧。
例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地球村”骤然变得很小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经济体，似乎一下子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金融危机。一时间，各经济体的大门陡然打开，商品、服务还有人员，特别是资金的流动，迎来了一个最为自由的时段。因为“危机”这个敌人已经超越了各经济体的边界，只有所有经济体组成坚固的同盟，方有可能战胜那个共同的“轴心”对手；而各经济体的市场全面放开，进而融合起来，当然地成为了“同盟”建设的第一步。那种多少具有超越“自我”经济体利益的思维，萌发了嫩芽。人类社会就是如此地奇特，这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天然不是好事，却对于形成全球性的经济战略思维，产生了积极作用。
不无遗憾的是，战略思维的萌芽，很快就被世界经济格局的相对平稳下来而掐灭。本来，从美国发源的这次金融危机，已经深刻地揭示了全球经济和金融严重失衡的祸根。中国拥有巨量的外汇储备，却无法购买到美国实体经济提供的商品和服务，除了几架波音飞机外，美国人以“国家安全”或某种意识形态为由，只允许中国人购买美国国债等金融产品。
结果是，一方面，美国的实体经济受到很大的发展制约，中国人的外汇储备大量回往美国，进入的却是金融市场，刺激起来的，不是美国的股市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就是时下人们仍然还无法认知清楚的“影子金融”系统，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总只是看到光亮而远没有走出隧道；另一方面，中国巨量外汇储备的官方化，转化成了巨量的本国人民币投放，强烈地刺激了中国实体经济的过量发展，大量的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巨大负担。美国是失衡的，中国是失衡的。整个世界，也都是失衡的。
2008年的金融危机，论及其起源到应对建议，见仁见智者多多是也。若说到根子上，就是这等失衡造就的了。应当说，既然危机来了，问题摆到了桌面上，各经济体的市场更加开放就是不二的选择。其中，美国人让实体经济的大门对外打开些，既能促进经济的尽快复苏，又可以抑制金融市场特别是“影子金融”体系的再次泡沫；而中国人多多地使用外汇储备，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和服务，能够缩小本国货币的注入量，平抑国内的产能无度增加。这样，两个经济体都将获得某种均衡发展而受益，进而让全球经济都受益。
这没有成为我们看到的一幕。金融危机的痛楚稍有减缓，旧有的“自我”的思维方式便占有了统治地位。现实的格局，给予了我们一个不太乐观的疑问：在人类社会的现阶段，是不是那种“无我”而来的战略思维，根本不具有可能性？即便是我们已经经历了非常痛苦的危机，人们还是难以超越“自我”地去思考那种“双赢”或是“多赢”的大格局？面对此态，我们又能有何作为？
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又能够做些什么？
我们依旧无法用全球经济一体化来描述现实的世界经济，但由于各国市场发展的深化和全球市场体系的日趋完备，加上信息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各个经济体的关联度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每天都在高速运转的全球市场，总是在传递并强化那种理念——同在一个体系里的各经济体，如果不关注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不加强协调、合作，那么，任何一个经济体的问题，就会由于关联度大，演变成所有经济体的问题。它给各经济体突破“自我”的局限，萌发超越性的战略思维，创造了厚实的基础。跳出地球“自我引力”的思维很难，却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虽有基础，各经济体并不会自动生长出战略思维来。一个经济体超越“自我”的思维，既需要全球市场运转系统性风险的警示，更需要一种自我觉醒，一种“无我”的主动意识，和在“无我”意识下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本质的深刻认知。唯如此，方可主观上立意全局、把握长远，清楚权衡利益的“小争”和“大争”，以“后其身身先，外其身身存”的高超智慧，在繁荣世界经济大局中，谋得自身最高的境况。
如同一个机构的“一把手”一样，在世界格局里，大的经济体显然有产生超越性战略思维和行动计划的天然优势。在某种意义上讲，“大”就是位高、权重、影响面广的别名，其一举一动，都带有超越经济体自身的效应；而其视界里的时空，总是要大大超过其他规模的经济体。因此，大经济体的战略思维，更凸显出价值——对世界是如此，对自身也是如此。
中国和美国是当下最具有影响力的大经济体。除了两者的经济体量带来的直接影响外，更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的任何关联举动，都将带来世界性的连锁反应、世界性的经济交往规则再造，以及世界性的战略思维示范。
在这个意义上，中美应当在世界经济交往中，特别是在两者之间的互动中遇到瓶颈和困难时，首先有超越局部的战略思维，跳出狭隘的“自我”时空，承担起领头世界经济繁荣发展的重任。实际上，当中国和美国都能够自觉地具有战略思维，并相应关联地采取战略行动时，最终得益的，绝对不只是两者之外的世界，更有自身的“盆满钵溢”。那样，中美作为世界经济领头者的地位，会更加稳固，这便是“无私而成其私”者。
在现实格局下，以超越“出口净额”的战略思维，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
一是不再追求恒在的年度“出口净额”目标，逐步代之以“进出口均衡”的新目标，通过多进口其他经济体的商品和服务来实现年度均衡。鉴于我们自身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进口商品和服务种类方面，可选择购买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先进大经济体科学技术领先的东西，我们最需要又难以生产提供的东西，还有那些虽然能够生产提供却没有比较优势的东西，以厚实我们未来发展的物质资源和科技基础。这样的转向，一方面将直接地拉动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复苏；同时，则有“后其身身先”的战略价值，通过获得其他经济体一流的商品和服务，集聚起我们实体经济新的发展优势，赢得后来的先机。
二是逐步减少存量上的外国金融产品和关联的服务总量，代之以进口其他经济体更多的实物商品和关联的服务。我们以往的“出口净额”形成外汇储备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大量的外汇储备转换成了美国等经济体的国债、金融债等金融产品。这类金融产品及关联服务的过大数量，加剧了世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分离。这些年，全球货币供应量大增至历史高峰，利率则大降到接近零位，既没有带来实体经济的多大繁荣，又深化了世界经济的失衡，还造成了货币、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超高走势和巨幅波动，这些与我们的外汇储备大量用于金融领域而非实体商品及服务，有着明显的正相关。要改善世界范围内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世界必须有减金融产品，加实体商品的战略安排，而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相应转向，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
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我们站在整个世界的角度，将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战略性的一环来提出上面的行动计划，但其他经济体特别是美国为代表的大经济体以各种理由不卖给我们真正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怎么办？从历史经历来看，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用于购买他国的金融产品而非实物商品和服务，就有美国等经济体不卖给我们需要东西的无奈在其中，我们一厢情愿地“多买”是否有可能？
这是一个“多买”的前提问题。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游说”美国类的大经济体“多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
当下的世界，仍然是民族国家或独立经济体存在的一个一个利益体。只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的难题，或者说，共同的敌人，才可能将分立于下的利益体，撮合起来，携手成为同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如果找不到共同的敌人，彼此就是敌人”之说，已经为人类发展至今的历史所反复证实。因此，共同敌人的找到或是出现，我们才可能将战略思维落实到执行的层面。否则，战略思维就是“空想”而终极走向虚无。
所幸的是，今天的世界经济已将共同的敌人抛给了所有的经济体，特别是抛给了中国和美国这样巨量的经济体。这个“共同的敌人”就是日益显形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失衡，及由此而来可能破坏力巨大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在这样的时段里有理由相信，站立于中国和美国领头未来世界经济的高处，以“后其身”和“外其身”的智慧，游说美国“多卖”给我们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实现真正“双赢”和“多赢”是有基础的。就此，我们的另一行动是高举“共同敌人”的靶子，游说美国人在中美贸易中走进“我多买，他多卖”的同一条战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