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已经准备就绪，现在就看政府如何抓住结构改革的时机。
瑞士达沃斯当地时间1月24日下午，在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最后一天，欧洲、英国、日本的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高官们向欧洲各国和日本政府发出上述呼吁。
与此同时，复苏中的美国重被寄予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期望，但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也伴随着扰动全球经济的忧虑。而增速回落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主要任务似乎是“照顾好自己”。
央行的苦心
“本周四（22日），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该做的。现在，轮到其他人做他们该做的了。”在“世界经济展望”分论坛上，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科雷说。他所谓“我们该做的”，指的是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QE）政策。
他认为，欧洲央行不可能解决欧洲经济的所有问题，提振经济需要各方尽力：“央行无法做到持久地提振欧洲经济，那得靠生产率的提高、营商环境的改善、促进投资意愿。我们可以降低投资的成本，但人们也得有投资的意愿才行。这些是欧洲各国财政部长的责任，是政府的责任。”
欧洲央行敦促政府抓紧时间改革，IMF副总裁朱民则催促日本政府快点射出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
“今年，日本有大好机会推动改革。日本央行已经创造了充裕的货币政策空间，低油价则创造了财政政策空间。日本政府理应坚定地推行结构改革，而不应过于有‘耐心’。”他说。
除了对于政府方面的催促之外，央行行长们也希望向市场传递正确的信息。
英格兰银行行长卡尼（Mark Carney）“苦口婆心”地告诫全球经济参与者，要正确理解各国央行联手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图。
“美、欧、英、日等央行创造了低利率环境，这种环境且将持续一段时间，再加上量化宽松，我们意识到这一定会刺激一些人去冒险。”卡尼说，“但上述央行之所以出台这样的货币政策，是为了改变市场气候，从肆意冒险，向负责任地冒险转变，特别是在实体经济领域里大胆投资。”
“我们（央行）现在最关心的大问题是那些没有杠杆的基金管理者会怎样管理它们的流动性。”卡尼说，“那是有35万亿美元规模的资金，例如共同基金等等，它们的投资目标往往是相对缺乏流动性的证券。我们货币政策的设计意图，就是希望这些基金能够增强其流动性。”
新兴经济体的“阴”与“阳”
相比欧洲和日本，新兴经济体的变革显得更为自觉。巴西财政部长莱维（Joaquim Levy）介绍说，由于商品价格下降和新兴经济体整体增速放缓，巴西已经在采取一些措施提振经济增长，尤其是增加投资。
中国的调整方向则与巴西相对。“巴西和中国就像阴阳的两面。巴西需要增加投资，而中国需要增加消费。两国的转型对各自都是健康的。”莱维说。
日本银行行长黑田东彦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7.5%左右的增长依然令人瞩目。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它不再是一个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而成为了一个更重内需的经济；在内需中，又不仅仅是投资驱动，而是消费与投资并重；在消费中，也不仅仅是货物消费，还包含了大量的服务消费。
“这样的结构变化令中国不需要再投入像原先那样多的物质资源。”黑田东彦说，“这也会带来中国国内乃至亚洲的供应链的变化。这对中国、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都是健康的。”
卡尼则提醒新兴经济体，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大转向，尤其是美国与欧洲、日本之间货币政策的分化，会造成全球波动性的“温和增加”，这将考验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全球资本流动情况，也将考验金融危机后重建起来的全球金融体系。
除了新兴经济体所面对的考验，朱民还特别提到了低收入国家的发展问题。在他看来，低收入国家（除新兴经济体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20年内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成就。
“但是今年，低收入国家面临严峻的形势。国际贸易疲弱、油价下跌、货币波动，种种情况都给它们带来影响。”朱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帮助低收入国家。
“今年是发展问题特别突出的一年。我建议全球的决策者都把发展问题置于议事日程的顶端。”朱民说。
作者 马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