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必须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必须在周边培植几个战略支点，同时还要避免和应对中国产业出现空心化。
记者 马玉荣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将于2015年10月召开，会议将研究通过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为此，记者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他表示，现在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TPP、TTIP新贸易规则的出现和形成，中国必须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必须在周边培植几个战略支点，同时还要避免和应对中国产业出现空心化。估计“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不会过低。中国经济增速需要保持一个界限，这样，政府才能有公共财政收入，维持公共服务，国家才能解决就业问题；经济增速太低，将难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矛盾，也会影响到小康社会建设。
前瞻未来难题
中国经济报告：据悉，“十三五”规划或将稳增长摆在相当突出的位置。排在其后的，才是转方式、调结构、促创新。在稳增长方面，未来几年，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主要矛盾？
马晓河：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长周期的下行期，长周期一般是30年到50年，中国恰恰是30多年实现了高增长。世界银行把各国按收入情况分为五个等级：低收入、中低、中等、中上、高收入等五类国家。通过30多年的持续增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上收入国家。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凡是跨入这个阶段的国家或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要出现下行，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再到低速增长。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是基数。经济总量越大，增长就越慢。中上收入阶段增长1%，相当于低收入阶段增长4%—5%。
第二是结构变化。一方面，需求结构由投资主导转变为消费主导。投资是快变量，消费是慢变量，由快变量主导，经济增速就快；由慢变量主导，经济增速就慢。随着一国进入中上收入阶段，投资空间会变小，如高铁、广场等建成后就不会再在原地建，这时就需要由投资转向消费。消费是人人决策、分散消费，由投资转向消费主导，经济增速必然减慢。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变化。进入中上收入阶段以后，产业结构出现两个变化：一是从以重化工业为主转变为以高科技、高附加价值、高加工度、低排放产业为主。钢铁、水泥、PX（对二甲苯化工项目）等重化工业投资多，技术含量低，发展肯定快；但是高科技产业需要创新，发展必然比较慢。二是从发展工业为主导转变为服务业为主导。服务业发展必然不如规模化的大工业，从建设到投产都能产生GDP。
中国经济报告：为什么各级政府都注重发展工业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这对增长速度有影响吗？
马晓河：因为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可以通过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实现快速发展，而服务业是分散的、以消费为基础的产业，消费不增加，人口不能积聚，服务业需求总量就上不去。但是一国到了中上收入阶段以后，必须以服务业比重上升带动经济发展，速度必然要慢。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短周期和长周期分别意味着什么？
马晓河：短周期是指经济增长在宏观调控周期中3到5年内出现V或者U字型下行或上升，而长周期是缓慢的增长周期，一般完成一个增长周期需要30到50年。目前中国正好处于短周期V字形向下的阶段，这个下降与长周期下行正好交汇，导致经济增长下行过快。这时政府正好换届，本届政府为了稳增长，为了让经济增长不至于下降到难以忍受的增长区间之下，采取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措施。比如，加大公共投资、减税、下放行政审批权等财政政策；降息降准、并运用短期货币工具增加货币供给等；淘汰落后产能，支持新兴产业发展，推出“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鼓励围绕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4新”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稳增长的目的是想让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
产业青黄不接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的产业显现出青黄不接现象，应该怎么办？
马晓河：传统产业可以利用行政命令淘汰，新兴产业靠什么发展？有人说靠政府推动。有些产业可以，比如节能环保。但一些高加工度、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或产品，如数控机床、发动机、集成电路、无人机、机器人、芯片以及制造业中的基础件、关键件和中高端制成品等是要靠市场和社会创新才能完成。
因此，传统落后产业淘汰、转移后，接续和新兴产业成长必须依靠市场，这样就必须给企业和社会大众以充分权利，鼓励他们创新。此外，产业结构调整有一定的自然规律，是渐进式发展替代，是到一定阶段，工业占主导地位，再到一定阶段，服务业占主导地位；工业发展过程中，首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到一定阶段，重化工业要占主导地位，再到一定阶段，高附加值、高技术成长产业要占主导地位。但是在前30年，中国把这个自然规律打破了，用行政力量干预市场让重化工业快速占据主导地位，大量资本和公共资源涌向了低端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导致社会和市场没有力量在产业调整过程中实现更新替代，经济增长就出现了断档。
所以，现在中央号召发展中国制造2025、发展“互联网+”11个行动计划等政策都是对的，问题是如何落地。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制造2025、发展“互联网+”11个行动计划为何落地难？ 是否与中国原有的发展模式有关？
马晓河：落实难是因为传统产业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本，这些资本不易转入新兴行业，如大钢铁厂、大化工厂多则几百亿，少则几十亿，把它炸掉，存量资本就没有了，利用炸掉钢铁厂、水泥厂等的资本发展高技术产业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固定资产无法折旧；相反，我们还得为淘汰这些产能耗费相当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本。
总体来看，过去过度利用政府和行政力量发展低端制造和重化工业，导致了现在新兴产业转换缓慢。因此，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可能要慢于正常状态下的产业结构转换。
这种发展模式是由我们的体制决定的。一方面，假定中国的公共资源是一千亿，按道理来讲，这一千亿中的60%应该用于消费，40%用于公共投资和生产投资，其中20%用于公共投资、20%用于产业投资。过去的发展模式不是这样，而是50%用于消费，剩下的50%中20%用于公共投资，30%用于产业投资。应该用于消费的10%被产业投资挤占了，从而扩大了产能。因为20%的公共投资最后拉动的也是产能，所以最终实际上是50%用于产业投资。从应该是60%用于消费、40%用于投资，到实际上50%用于投资、50%用于消费，长期以往就导致消费能力不足，产能增加过快。
另一方面，50%的投资中，20%应该用于开展产业转换的高科技产业发展，30%应该用于重化工业。实际上，我们又把40%用于重化工业，只有10%用于高科技产业，从而使得重化工业的过度发展又以侵蚀制造业高端化、高科技产业发展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重化工业淘汰，再发展高科技产业，显然就遇到了障碍。因为以前的资源是为后来的发展打基础的，如果把以前用掉的资源挪过来，重化工业资本又很难从存量资源转化成增量资源，如炸掉钢铁炉子、电解铝炉子等会造成资本损失，所以，用新增量资源发展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时，会比过去按照正常国家存量发展要缓慢一些。
改革僵化体制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认为，中国改革应该从顶层设计开始。那么，如何通过改革、通过顶层设计，解决中国经济体制僵化的问题？
马晓河：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具有模糊、不确定性的特点，利用体制优势借助市场化推进，发展了一大批远远超过国内市场需求的产业。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环境容量压力的增加，政府发现现有的产业远远超过市场需求，出口出不去，国内又消费不了。
我曾经提出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当时有一大拨人批评我，给我造成很大的压力。但是上层建筑不改，总体设计不科学，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很难推进。
顶层设计的含义就是通过上层设计和整体改革，推动社会结构变迁，从而带动经济结构的转换。只有上层建筑改革，才能带动下层改革。未来，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要推动三大结构转型；一方面，三大结构转型需要协调推进，没有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改革显然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同经济结构转型相比，我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型相对缓慢，已经明显制约了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转型，只有加快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型才能带动经济结构转型。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中上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三大结构转型必须衔接和协调，如果三大结构不协调，很难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体制僵化是指体制改革滞后，没有顺应市场经济的演变，从而导致中国经济结构发展到了今天难调整的局面。解决体制僵化问题要靠改革，改革的方向是放权让利，即向企业向社会放权。但由于我们的体制是收权容易，放权难，因此改革面临落实难的问题。目前，中国改革出现三种倾向：第一，部门化，谁家孩子谁抱走，造成跨部门、跨领域、统揽全局的改革难推进。第二，碎片化，改革被一点点切成碎片，弄成零部件似的，联动性不够。第三，简单化，改革不只是简单的放权，单靠放权是不能完全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问题的。
实现三大转型
中国经济报告：是否可以说，“十三五”时期，重点要解决三大转型难的问题？
马晓河：只能说，十三五可能是一个开端，是走向新时代的第一步。这里就“十三五”期间以下几个结构转型问题做几点分析。
第一是经济结构转型。具体包括三个小结构：首先，需求结构中要逐渐增加消费比重，让消费增长快一点，投资增长慢一点。这是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用过多的公共资源来投资，本该用于消费的资源强制投向了公共领域，特别是一些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公共投资与中低收入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但却带动了产能，这些产能又无人消费，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十三五”期间要增加消费，政府要像以前重视投资一样重视消费、重视改善老百姓(603883)的福利。其次，投资结构中应该限制各级地方政府的手，少办产业园区，在产业园区外、城区内多发展一些与人民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服务业，如医院、学校、养老设施、电子商务、完善市场的设施等。最后，产业结构中要鼓励、重视企业创新、社会创新，多发展中高端产业和中高端产品。
第二是社会结构转型。具体来讲，一是人口结构转型。要切切实实提高城镇化水平，不要用常住人口城市化多少比重来衡量。因为常住人口等于城市的户籍人口加外来人口，外来人口中农民工占2.73亿，这些农民工进城之后是劳动供给者而不是消费者，要把这些农民工变成市民，才能培育消费群体，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城镇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第一个指标对实际的城镇化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常住人口60%从投资和消费上，不会给城镇化带来任何影响。总之，要构建市民化社会，必须加快推进人的市民化，通过农业转移人口实质变为市民推进城镇化。二是阶层结构转型。要通过改革，通过发展，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培育和扩大中产阶层，构建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第三是权利结构和公共资源分配结构转型。之所以要改变该结构，是因为当社会发展到高收入阶段时，它的社会治理结构是扁平化的，中产阶层需要自我管理、自我参与。所以，当纵向化管理体制适应不了扁平化社会治理结构的要求、期待时，就容易发生矛盾。我们现在面临的正是现有的纵向管理体制如何在未来进一步适应扁平化管理的需求和期待。现在的矛盾是，社会需要中产阶层扩大才能稳定，才能增加消费，才能创新，但反过来，中产阶层一旦扩大就需要扁平化管理，需要政府放权让利，而现有体制无法适应这种扁平化管理需要，这时就需要改革。如果改革后中产阶层壮大了，社会稳定了，国家成熟了，管理者就不需要那么庞大了，也不需要管那么多、那么具体了。因此，改革不仅需要顶层设计，而且需要智慧，需要具体化的实施举措。
扩大中产阶层
中国经济报告：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比例合理吗？
马晓河：按照统计数据，确实挺大的，但按实际调查，中国中产阶层只有百分之二十几。衡量中产阶层的指标中有自我认同和收入，自我认同是指对自己是不是中产阶层的认可，收入指标是指贫困线以上都属于中等收入者。世行规定每人每天支出1.25美元以下都属于贫困者。我们的标准是多少呢？中国规定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以下属于低收入者，以上属于中等收入者，中国的贫困线标准显然过低。
中国中产阶层占比过低，使得中国会面临社会不稳定、创新力量不够、消费不足等问题，所以，要增加中等收入者。
为了增加中等收入者，就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政府要多增加转移支付，现在有大量公共资源转化为投资，转移支付给穷人、中低收入者的远远不够。中低收入者医疗保障水平低，养老水平低，教育基本保障低，住房保障低，该保障的没保障，所以就不能消费，进而不能变成中产阶层。
另一方面，要拓宽穷人改变身份的上升通道，我们的体制应该为人民提供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但现在发展机会不均等，比如官二代永远是官二代，富二代永远是富二代，穷二代永远是穷二代，甚至连改革初期都不如。改革初期还可以通过高考改变身份，从农民变成企业家、知识分子，有的还成为官员、学者，但现在农民的孩子大学毕业找个工作都很难。一是由于僵化的管理体制导致劳动力横向、纵向流动都受到限制，阶层之间固化。二是因为渠道不畅通、不公平。有关系的可以进入，没关系难进入；尽管是考试，但写条子、打招呼随处可见。教育资源、卫生资源、公共资源、垄断行业等都存在着种种限制，有许多条条框框。
对中产阶层的培养应该是全方位的，要为中低收入人群变成中产阶级扩大通道，拓展发展空间，为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准备条件。当中产阶层占到全社会的60%到70%的时候，这个国家才有希望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历史上，韩国、日本迈向高收入国家时，70%的人自我认同是中产阶层，而中国现在只有20%多。
国际环境影响
中国经济报告：“十三五”期间，变化中的国际形势对中国经济增长会有何影响？
马晓河：影响主要是，未来几年，在国际环境中，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在上升、机遇在下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可能会发生深刻变化，对中国而言，在以下方面挑战会大于机遇。
第一，发达国家纷纷提出新的再工业化战略，比如德国推出“工业4.0”，美国提出“先进伙伴计划”，日本推行“再兴战略”，法国实施“新工业法国”战略，韩国实行“新增长动力”战略等，致使高端制造不断向这些国家回流，将会继续对中国形成高压效应，对中国延长产业链、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挑战。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环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随着我们逐渐融入到国际经济发展中，中国经济越来越离不开国际化，国际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的每一个变化都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尤其是出口。与前几年比，中国的出口增长率明显降低了，甚至出现负增长。虽然发达国家的经济在温和增长，但是欧债危机、政府财政高额赤字等，使得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经济体纷纷压缩政府支出，进而导致政府公共购买力下降，而政府购买一般占这些经济体GDP的15%左右。
此外，私人消费也不高，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失业率几乎都比较高，这会影响人们的消费信心，减少购买。中国出口产品中的49%到50%是出口到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市场不景气，中国的出口肯定受影响。今年7、8月份中国出口增长率是负的。今后出口增长有可能变正，但不会出现高增长。
第三，世界供给市场上出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供给替代效应。供给替代效应是指一批比中国收入水平低、发展水平低的中低收入国家，如越南、柬埔寨、印尼、泰国、斯里兰卡、孟加拉、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等，把中国作为榜样，发展与中国一样的中低端劳动力密集产业，生产同中国一样的产品，并将这些产品也向发达国家出口，从而在供给市场上形成对中国产品的替代，比如鞋帽、服装、电子玩具、家电家具以及汽车零部件等。这些国家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成本要比中国低很多。需求降低和供给替代使得中国的中低端产品出口越来越困难。所以，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是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不断淘汰和低端劳动密集产业替代转移，但新兴产业成长缓慢，传统产业改造接续不上来，我们要避免和应对的问题是中国产业可能出现空心化。
第四，从中长期看人民币汇率还将在波动中不断升值，升值以后会导致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竞争优势继续下降。
第五，全球贸易规则的变化会增加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未来几年是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博弈的一个比较激烈时期，特别是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国家等。美国推出“两洋战略”，即实施TPP和TTIP（跨大西洋(600558)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试图以美国为主导形成新的世界贸易与投资规则；俄罗斯主导欧亚经济联盟，强化在中亚势力范围的影响力；欧洲向东推进，与俄罗斯争夺势力范围；中国要推进“一带一路”，遇到了与大国的战略博弈，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会遇到很多不确定性风险。
如何应对挑战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经贸规则，中国在世界经济新秩序中如何发挥作用？
马晓河： 面对世界经济政治等格局变化，我们必须拿出比以往更多的经济、政治、外交等资源，积极应对，及时化解挑战，并发现和培育新机遇。
现在中国在争取创造有利的发展局面，如“一带一路”，这是在新常态下实施新的走出去战略，旨在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联动起来。“一带一路”会在“十三五”时期开始全面部署实施，2015年要开好局，这会带来诸多增长机会。亚投行、丝路基金，还有金砖银行，就是对现有世界金融制度的冲击和变革，中国在这方面创造了一个战略先机，今后我们还要在经济贸易规则制定中寻找和创造有利中国走出去的制度条件。
对于美国，要积极寻求与之建立互惠、互信共赢的包容关系，避免、减少对抗。一方面，继续加强经济交流，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中，在不损害中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为自己走向强国铺路；另一方面，在美国内民间培育对中国的友善力量，调用必要资源，利用各种机会，树立中国正面形象，减少美国内部对中国的对立情绪。
面对拉美、非洲地区，要利用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和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的机会，加快进入该地区，扩大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寻找和培育与美国共存、共赢的因素。在亚太和欧洲地区，要选准一些主要经济体，加快推进双边自贸协定的签署进程，争取对TPP和TTIP形成对冲。
在周边地区，要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创造和谐、包容、共赢发展的环境。同时，必须在周边培养几个牢靠的战略支点，例如巴基斯坦、缅甸、泰国、伊朗、叙利亚。面对世界经济新秩序、新规则的挑战，如果中国不积极参与，不排除被边缘化的可能。
其实，中国真正发展最快的时期是2001年以后，搭上了WTO主张世界自由贸易的快车。但是世界贸易规则在变，有可能被TPP和TTIP替代，如果中国参与不了TPP和TTIP，对中国是个损失，对世界也是损失。因为一个更高级别的自由贸易规则，对世界和中国都有利，中国不能排斥，应主动积极参与。
总之，短期来看，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外需在减少，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对中国制造的供给替代；长期来看，国际贸易规则在变，政治、经济、军事格局都在变，所以，未来国际环境对中国的挑战在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