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坚挺，GDP持续高速增长，但政府背负着大量或有债务，经济中存在一系列的结构缺陷和风险”，惠誉评级近日在考量了正负两方面因素后，确认了中国的长期外币与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IDR)为“A＋”，展望稳定。惠誉同时确认中国的高级无担保本币债券评级为“A＋”，国家上限为“A＋”，短期外币IDR为“F1”。
过去20年的快速增长让中国经济对国内和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经济失衡和缺陷积累，对国家的基本经济金融稳定构成风险。惠誉认为，中国的行政管理资源和金融资源能够逐步、有序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在更加激烈、动荡、对国家信用有负面影响的调整中，中国仍然面临诸多挑战。惠誉预期，即便改革过程比较平稳，经济结构调整仍将导致增长放缓，经济波动增大，这种趋势已然显现。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将近40年的高速发展，可国民收入和发展水平仍然低于同类国家。以市场价格计算，中国的人均年收入约为8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13100美元，分别远低于18200美元和25500美元的全球中间值，也远低于“AA”类评级的可比国家。此外，根据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标框架，中国的治理指标低于“A”类评级国家的一般标准。这三个基本信用缺陷限制了中国的评级。
对外资产负债表是中国的核心评级优势。截至2015年10月底，国家外汇储备为35255亿美元，比2014年8月的峰值减少了11%，但迄今仍居全球之首。储备相当于17个月的当前对外支付，大大超过“A”类评级国家的中间值，即3.5个月的对外支付。国家储备大大高于政府对外债务。据惠誉预计，截至2015年底，中国的外债将为360亿美元；国外资产净值将占GDP的37%，在“A”类评级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台湾地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委员会已将人民币纳入IMF的特别提款权篮子，将于2016年10月正式生效。惠誉预期，纳入特别提款权短期内不会引发全球范围内人民币资产需求的重大变化，但长期来讲，人民币纳入国际储备货币可能有利于中国的信用水平。
中国的对外融资整体上仍然属于评级优势，即便资本流动和汇率的波动性有所增强。总体上，中国是对外净债权国，债务性资产占GDP的40%左右。国家有结构性经常账户盈余，惠誉预期这部分盈余所占比例将从2014年的2%增长到2015年的2.9%。但从2014年中旬开始，资本流动的波动加剧。2015年8月，中国政府推进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小幅贬值，这次调整出乎投资者的意料，并引发一段时间内的大量资本外流。惠誉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巨大，可以提供缓冲，经常账户一直都有盈余，所以资本外流不会对国家构成系统性威胁。
惠誉估计，截至2015年底，政府一般性债务占GDP的53%，高于2014年底的49%，接近“A”类评级国家的中间值(51%)。中央政府债务在“A”类评级国家中列倒数第二，截至2015年底占GDP的14.6%。存款占GDP的约5.6%，可以支撑中国的财政偿付能力和融资灵活性。截至2015年底，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33%，和2008年底的13%以及2013年底的21%相比有大幅上升。惠誉认为，由于中央着手解决地方债问题，所以实际债务的透明度已经增强，但仍然缺乏全面数据。2014年国家推行预算法改革，此后地方政府获批发行3.2万亿元人民币的地方债置换额度，为表外融资平台产生的借款提供再融资。2015年末，政府还制定了地方债务限额。惠誉预期，2016年政府一般性债务将达到高峰，约占GDP的54%。
惠誉认为，中国主权面临的或有债务水平相对较高。中国经济金融体系内有一种普遍预期，认为政府会为大型国有和私营企业提供支持，所以直到现在，真正意义上的违约仍然罕见。
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债不断上升，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内负债上升的原因之一。截至2015年9月底，总融资(不包括企业股权融资)增长到GDP的196%，高于2014年底的187%和2013年底的177%(2004－2008年该占比一直稳定在120%左右)。惠誉认为，2008年以来经济中杠杆攀升是不断增长的系统性风险之一。但是到2015年9月，总融资增长率同比下降到12.5%，低于2014年的14.3%和2013年的17.5%。政府已经限制影子银行活动，从而减少了总体融资增长，并把部分融资拉回银行资产负债表内。中资银行的独立信誉度平均水平不高，国家持股比例大，对经营的干预程度高，这些都加剧了融资扩张对主权构成的风险。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表现仍然是一个评级优势。2011－2015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7.8%，是“A”或“AA”类评级国家中间值(各为3%)的一倍以上。惠誉预期，2016年中国的GDP增长将放缓到6.3%，2017年为6%，低于2015年的6.8%。放缓的主要原因是2010－2014年建设热潮过后，中国的住宅房地产投资急剧下滑。房地产投资降温对中国的增长前景构成下行风险。另外，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消费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可以支撑经济增长前景。
现在，中国面临经济增长大幅下滑和金融系统损失透明化的风险，这可能导致不稳定局面的出现。中国的投资与GDP之比为45.9%，比例之高仅次于刚果和加纳，在获得评级的国家中位列第三，而投资占比超过31%的大部分都是依赖大宗商品的贫穷小国(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投资占比都是31%)。中国新任领导班子上台后，政府明确承诺着手经济改革，但惠誉认为，从改革取得的成果来看，利弊并存：中国推进金融改革和市场化进程的速度较快，2015年实现了利率全面市场化；但是，国有企业改革进展偏慢。
中国政府在201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五中全会上重申了“2020年实现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倍”的目标，这就是说，2016－2020年间GDP年均增长率要保持6.5%的水平，惠誉称，这意味着经济调整的速度非常之慢。因此，惠誉预期，中国的经济调整将是一个长期的、伴随一定风险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