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探底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我们对于潜在风险的认识和化解这些风险的应对措施，尤其是两大类风险值得警惕。
第一，微观主体行为集体性变异，从而导致内生性下滑力量加速。微观主体在盈利预期下降和亏损面扩大、“通货紧缩-高债务效应”的双重挤压下，行为发生整体性变异，诱使经济出现加速性收缩，导致2016年经济触底的深度加剧、周期延长。
第二，“衰退式泡沫”进一步集聚，导致金融扭曲进一步加剧，局部风险扩大。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风险的集中释放期，各种“衰退性泡沫”危机接连发生。金融风险开始在击鼓传花中不断扩大，局部风险已经开始显露中国经济全局性的脆弱性。这集中体现在“民间融资困局”→“同业拆借利率飙升”→“超日债、天威债等债券违约”→“年中股市波动”→“8月汇率恐慌”的传递。这说明了风险在传递中不断累积和放大，不断成为宏观经济异变的触发点。在2016年中国经济探底过程中，新的风险点的防范、释放及其治理效果，决定了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时点和幅度。
2016年，与上述两大核心风险相关联的是以下四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首先，新一轮大改革和大调整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是否得到有效构建。2016年亟需构建新的利益共容激励体系。驱动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激励机制已经被打破，但适应新常态的利益共容体系和激励机制却没有出现。各级精英阶层的积极性呈现消退的态势，各类传统的共谋格局被打破，但却没有围绕“新常态”改革调整的阶段使命，形成一致行动和良性合力。
其次，房地产投资是否会在明年二季度成功反转。房地产市场复苏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16年的经济增速。尽管房地产销售已经出现明显的回暖，但2016年房地产市场复苏可能不会一帆风顺，不仅复苏过程会比想象中漫长，而且脆弱复苏下市场分化加剧还可能诱发“虹吸效应”，加重局部地区困难和引发系统性风险。
再次，世界经济是否将在2016年出现二次探底。2016年全球外部需求低迷将对中国出口造成巨大压力，直接挤压中国经济复苏的空间，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又会加剧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在外部经济环境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形势变化。
最后，经济探底进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合意，特别是能否有效改变微观主体的悲观预期，并有效化解“通缩-债务效应”的全面显化；能否大规模启动中国的存量调整，并有效切断内生性紧缩机制；能否有效地治理各类衰退式泡沫，并防控局部风险的扩大。
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探底决定了必须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再定位。
一是要高度重视世界经济在大停滞和大分化进程中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通过深入研究本轮世界危机爆发的本质以及传递的规律，来把握经济调整的性质和可能的方式。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逆转和基本参数的变化决定了“取长补短”式的供给侧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是本轮危机治理中的基本政策定位，需求侧管理具有辅助性，其核心在于防止转型过猛带来的总量性过度下滑和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二是近期出现的“衰退式顺差”说明全面启动供给侧管理和改革的同时，还需要重新定位需求侧管理政策，进一步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必有必要性。
三是要从战略层面认识到目前调动各级精英阶层的积极性是当前以及未来经济成功转型升级的核心。要认识到过度下滑已经成为最大风险，因此应当在稳增长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新一轮大改革、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新动力(310328)机制。2016年应当借助经济探底的契机，重新审视和评估现有的改革，在大破大立之中寻找到大改革的突破口，并根据该突破口来重新梳理改革方案，寻找改革的可行路径。
四是高度重视2016年面临的两大类风险和四大核心领域。一方面要利用供给侧调整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阻断内生性下滑的各种强化机制，防止微观主体行为出现整体性变异；另一方面在强化监管的基础上关注可能出现的各种“衰退式泡沫”。
五是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率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建议财政赤字率可以达到3%左右，总量达到2万亿元左右，同时逐步将结构性减税转变为总量性减税，改革现有财政支付模式。
六是货币政策应当根据新时期的要求全面重构，其哲学理念、理论基础、政策框架和工具都难以适应中国新常态艰难期的要求。在宏观经济探底的进程中货币政策必须旗帜鲜明地从明确“稳健定位”转向“适度宽松”，以稳定市场预期，打破“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扭转目前内生性回落的悲观情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强外部宏观审慎监管”依然是应对未来两三个季度波动的核心。坚持“财政挖渠，货币放水”的原则。
七是金融改革应当持续推进，特别是针对中国宏观“去杠杆”的资本市场改革、资产证券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组合性措施应当快速推进。
八是调整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改变简单宽松的政策导向，针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房地产企业进行分类治理，防范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一方面防止部分区域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形成新一轮泡沫，另一方面防止三四线库存过高的城市出现局部房地产崩溃的问题。房地产库存调整政策应当与农民工市民化扶植政策结合起来。
九是随着宏观经济调整探底过程展开，经济下行压力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必须高度关注就业形势演变，防范和化解劳动力市场风险。低度的大福利体系的构建是放松就业约束的必然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