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落马的贪腐官员身上，常有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影子。商人想尽办法“傍”权，官员利用职权大开绿灯，这种现象在矿产资源、土地出让、工程建设等领域更是多发，不仅破坏了一地的政治生态，从长远来看，更会影响一地的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资源诅咒”理论，即资源丰富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明显低于资源稀缺地区。其原因之一就是在权力缺乏监督、市场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资源所暗含的巨大利益诱惑会使一些人铤而走险用权力寻租，其收益由多种途径转化为一些部门、企业甚至是个人的利益，破坏了当地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健康运行。
例如，安徽省国土厅原巡视员杨先静受贿1000多万元，挖空心思帮助安徽大昌矿业公司董事长吉立昌窃取国有铁矿，造成国家财产损失18.9亿余元；吉立昌聚敛亿万身家，两度登上富豪排行榜，但其发家的安徽霍邱县，虽拥有华东第一的丰富铁矿资源，至今仍为国家级贫困县。原山西蒲县煤炭局局长郝鹏俊，利用职权疯狂敛财，官居科级，家财却达数亿元，其所在的蒲县资源丰富却至今仍是省级贫困县。
官商勾结破坏了市场平衡。权力之手为了寻租对市场深度介入，造成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当资源红利唾手可得，企业不是想法引进先进科技提高效率、创新发展，而是以钱开道腐蚀干部，借助权力攫取资源，坐收资源暴利。最终，除少数盆满钵满的官员和商人外，地方经济难以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守住底线的官商关系，才能创造更清明的政治生态、更优越的投资环境，这既是反腐的需要，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政治生态环境风清气正，经济环境就会更好。通过反腐败，以权力透明促市场透明，可以营造更加公平的经济发展环境。对于权力寻租行为严厉打击，能够极大地释放市场自发的良性增长动力，降低市场交易的隐形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现有粗放的发展方式。
政商合谋的贪腐是一道深入肌体的伤口，揭开伤口固然有痛，但只有剜出腐肉、彻底疗伤，才能让整个肌体健康持续生长。有理想的企业家应该与权钱交易保持距离，致力于专业化的发展之路；一个合格的官员应该谨记：“当官发财两条道”，慎用百姓赋予的权力。按照服务型政府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政商各归其位，打造清明的政治生态，经济转型和改革深化才能更加顺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