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中国债务风险……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国内生产总值已不能准确反映国民财富的增长情况，一国经济健康状况的好坏和发生危机的概率，并非体现在经济增长的速度上，而是集中反映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可以说大多发生金融债务危机的国家无不与国家资产负债表相关。
由于传统以GDP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管理分析框架主要着眼于流量研究，而看不到资产负债表衰退或不健康的事实，因此几乎无法避免地发生危机，而国家资产负债表（National Balance Sheet，NBS）是以一国整体财富存量为考察对象，反映某一时点上经济体的资产负债总规模及结构状况，因此可以估算未来负债规模变化趋势，找出负债超过资产承受范围的临界点，从而有效防范和治理危机。
国家资产负债表属于国民经济核算范畴，是国家财富的存量统计，国家资产负债表方法把一国存量的资产和负债结合起来，把一国经济增长的福利和成本结合起来，把总供给和总需求结合起来，把宏观基础和微观基础结合起来，把动态研究和静态研究结合起来，大大加深了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也给分析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提供了基本分析框架。上世纪以来，国际上，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对于识别国家和部门资产负债表中的货币错配、期限错配、资本结构错配、资不抵债风险以及风险如何在各部门间的传递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为政府维护金融稳定，采取应对措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国家资产负债表能反映一国真实财富状况和增长代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增长奇迹。1978年-2011年中国GDP年均增速达到9.9%。2003年以来有6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总量跃升全球第二位，占世界份额由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4%；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工业品制造国；中国政府也成为全球第二富政府；如果按购买力评价，中国有望在5年之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然而，进一步探究这些奇迹的背后，中国经济增长代价可谓高昂：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贸易增加值率低下、生态恶化环境污染、国民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不断上升、主权财富受到严重侵蚀。以中国出口贸易为例，中国出口贸易中有一半来自加工贸易，GDP核算中的全值贸易统计不仅没有反映出真实贸易增加值，没有反映出全球价值转移，更容易造成贸易总量虚增，并高估其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而国家资产负债表核算不仅考虑经济产出，也考虑经济投入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折损和消耗，是经济福利与经济代价的平衡核算，是国家财富的真实核算。
健康稳固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是抵御一切危机之根本。根本而言，债务危机就是资产负债表危机。在过去200多年时间里，全球至少发生了250次以上的主权债务违约，68次国内债务违约，债务违约几乎每隔几年或十几年就集中爆发一次。历史上，外债违约往往不是孤立事件，总是与经常项目逆差、本币汇率高估、公共部门赤字、外汇储备不足以及市场投机等因素相互交织，共同触发外债、货币和金融危机。从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亚洲金融危机(1997)、到后来的俄罗斯(1998)、巴西金融危机(1999)，再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仍在进行的欧债危机，本质而言都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因此，建立稳定健康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是一国防御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之根本。
国家资产负债表对维护中国“金融稳定”意义重大。随着金融结构演变，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出现，给传统货币创造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在过去20年里，银行业、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金融资产呈数倍地增长。目前M0占全球GDP的比重为10%左右，占全球流动性的比重只有1%；M2占全球GDP的比重为122%，占全球流动性的比重只有11%；证券化债务占全球GDP的比重为142%，占全球流动性的比重只有13%；金融衍生产品占全球GDP的比重为802%，提供了全球75%的流动性,全球形成了“流动性倒金字塔”。
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仍然以银行为主导，金融市场在资金配置过程中处于从属和次要的地位，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壮大，金融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比20世纪90年代初和目前的国内金融资产结构，可以发现流通中现金相对于经济基础的比率在减少，而金融债券、政府债券、股票等占总金融资产的比率都有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深化”、“金融脱媒”以及“金融资产替代”的发展，中国影子银行体系规模迅速膨胀。尽管影子银行部分满足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但由于影子银行创造的流动性并非中央银行所能直接控制，因此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
此外，面对不十分透明的政府债务，还需用通过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方法掌握直接债务、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的总量规模、偿还情况、风险程度等。可见，全面理清中国资产负债规模、保障金融稳定以及资产负债表的稳固对中国来讲意义越来越重大。从这个角度讲，国家资产负债表管理远比传统意义上的危机治理机制更有效，更对症，也更及时，因此，应该从经济增长管理转向国家资产负债表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