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30多年取得的前所未有的经济腾飞令世界瞩目。然而，由于以前对经济增长的质量重视不足，中国现在面临成为自身成功的受害者的危险。这关乎社会问题，也涉及环境保护。中国必须确保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必须实现经济增长的质的跨越。可持续性因而成为了核心挑战。
传统经济学认为，国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增长，而保护环境、保存自然景观或促进生物多样性则被归入增长的对立面。作为大使，当我谈到德国时，常常听到这样的观点：德国的能源转型—弃用核能和化石能源—无异于去工业化，将阻碍增长。
没有比这种看法更严重的误解了。德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已经选择了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发展道路。如果按照中国朋友们的说法，就是将二者“和谐”地结合起来。因为增长和环保息息相关：只顾环保，而没有经济增长，不能带来现代社会的种种便利；反之，不顾及自然保护的经济增长则会导致国民经济的不健康，如不采取应对措施，这种不良发展会愈演愈烈。
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结构转型期。然而，中国并非唯一一个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转变增长模式的国家。二战后的几十年中，德国经济突飞猛进。我们甚至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称为德国的“经济奇迹”。德国走出战争的废墟，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之列，但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在与河北省同为煤铁中心的鲁尔区，污浊的空气令人呼吸困难。和中国现在的情况相同，由于燃煤、交通废气、建筑扬尘以及工业生产不采取过滤措施，雾霾成为那时的普遍现象。土壤也被未经处理的废物污染。
受到特别严重污染的还有水域环境。河流，比如莱茵河都已经不适合游泳。河流中的鱼也近乎绝迹。河水变了颜色，散发出刺鼻的化学味道。河道大部分被泡沫覆盖。1961年，《世界报》刊登的一段文字反映了当时在经济界之外也被普遍认可的观点：“任何用于废水处理的投入都是对国家财富的浪费。”
上世纪六十年代，这种不负责任的对待自然的做法激起德国公众的愤怒。德国社会自发兴起了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其诉求被纳入环保政策。法律规定了城市和工厂处理污水的义务，禁止将含有高浓度肥料或农药物质的污水排入河流。当时普遍的将运输船产生的废机油排进莱茵河等河流的做法也会受到惩罚。河流的所有河段都安装了统一的监控、上报和预警系统。
如今，人们又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德国的河流中游泳。冷却水净化后排入河流时往往比取用前还要干净。像鲑鱼这样对水质要求高的鱼类又回到了莱茵河和易北河。
鲁尔区蓝天重现，空气污染指数不仅符合世卫组织发布的《空气质量准则》，年均浓度也远低于该准则中的标准。而这些恰恰在一个中国也钦佩的科技强国成为现实。在成功逆转环境恶化趋势的同时，我们也保持了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的地位。环保并未拖累经济的增长，反而成为创新的源泉。
德国产业结构的另一特点也推动了产业调整的进程。调整所需的环境技术只有一部分来自德国的大型企业。众多中小企业也参与技术研发。他们中的一些企业由此成为像专用泵、过滤器或密封设备这样的细分市场的全球领跑者，被誉为“隐形冠军”。除了技术，对产业调整来说重要的还有能将原料和能源消耗降到最低程度的一体化的工业流程。这需要创造性的研发，而个人创意往往在中小企业更能获得施展空间。
所有这些专业知识的应用，使德国逐步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的国家。德国工业增长所需的能源越来越少。这种脱钩是德国能源转型的一部分。能源转型并不意味着要去工业化，而是要对德国的工业理念进行革新。我们坚信：唯有如此，我们的企业才能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德中两个国民经济体均以发展“绿色经济”为目标。在寻求能源安全、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方面，两国有很多相似的见解。德中伙伴关系具有示范性，因为它将两个政治体系和价值观基础都不相同的国家联系到一起。这种伙伴关系的基础是两国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推动其互利共赢的发展。我们在两国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确定了双方能够相互借鉴、优势互补的重点合作领域，包括节能和能效、现代化的城市交通、依托风能、太阳能和沼气等可再生能源的低碳发展。今年秋天举行第三轮德中政府磋商时，我们将综合协调上述领域的合作，为2015德中“创新合作年”做准备。
在经济增长舍量取质的转型过程中，中国需要可靠的伙伴。德国企业凭借专有知识、先进技术和一体化工业流程的管控能力在中国享有很高的声誉。我们应该将德国的知识和技术与习近平主席上次访德时提到的“中国速度”结合起来，德国很愿意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