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去世十年。即便很多人对他的学术不甚明了，也一定会知道他生前与林毅夫就“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展开的争论。十年后，2014年7月５日－７月６日，于复旦大学举行的杨小凯十周年追思会上，争论依然继续。而这一次，论战的一方依旧是林毅夫，而另一方则换成了经济学家张维迎。林张从《修正的斯密增长模型》开始辩起，针对政府与企业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展开讨论，论战焦点为，“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领域，政府到底该如何作为。”整个论战，几乎呈一边倒的局面，多数学者选择支持张维迎，只有澳大利亚Monash大学经济系终生荣誉教授黄有光和林的学生肖耿部分支持林。在现场，林显得有些孤独和落寞，亦如他那个印着“世行”logo的公文包，发旧、满是褶皱。张维迎则意气风发，似乎在显示，他已经为回归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回归纯粹学术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最终，双方都未能说服对方。
中国奇迹的深层次原因
自改革开放以降，中国经济历经35年的高速增长，堪称“中国奇迹”，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林毅夫和张维迎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林毅夫认为，过去35年，中国政府做的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的正确”，中国不可能连续35年保持每年平均9.8%的增长，也不可能成为现在唯一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并且没有发生危机与经济危机。政府做的95%以上都是正确的，可能有5%改进的空间。针对焦点问题，林毅夫的主张非常明确：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政府协调，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而张维迎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例，反驳道：如果研究上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会发现所有事情都离不开国家，但这不能证明没有国家参与，经济发展就不可能，相反，我们会发现，如果没有国家参与，经济发展有可能更好。比如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国家、没有政府的参与，人们就无法使用铅笔，因为铅笔是国有企业生产的。可现在，国家不再生产铅笔，但是市场上铅笔非常多。因此，没有国家和政府的参与，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好。
张维迎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经济成就，是由于国家和政府减少了运用行政力量直接干预经济过程、直接参与经济过程乃至对一些经济活动所施加的垄断。现在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原本减少了的政府干预又在抬头。也因此，张维迎表示了某种“悲观”：现在还很难判断经济改革成功与否，随时都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毁原来取得的成就。
未参加追思会的冯兴元教授选择支持张维迎，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中国奇迹”主要归因于对生产力的松绑，具体而言涉及松绑之后文化和教育传统因素、生存压力、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企业家精神等诸多政府外的因素可以发挥作用，同时，部分归因于政府的作用。但是，最根本的是，政府选择退出经济领域，撤除众多管制，选择性地提供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创造和维护了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框架。简单讲，“中国奇迹”的产生就在于捆绑者最终为经济主体松绑。是否应该把功劳归功于捆绑者，不言自明。不松绑，连捆绑者也活不好。
市场经济领域的政府如何作为
现代社会中，尤其在市场经济领域，政府到底应该如何作为？
张维迎在本次杨小凯追思会上做了《修正的斯密增长模型》的演讲，其中引用了亚当•斯密这样一段话：“除了和平、轻税赋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发展为最大限度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张维迎还特别强调，即便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也无法替代企业家，企业家更不能数学模型化，企业家精神依然值得倡导。而“自由、稳定的预期与产权保护”是践履企业家精神所必不可少的制度环境。政府要做的是，创造自由、法治的环境及对产权制度的保证。
实际上，张维迎并不主张政府“无为而治”，而是主张政府在建立和维系市场经济运行的抽象规则和法律制度建设上要有所作为。法治，意味着政府所有的活动都受限于预先制定的法律规则，企业家和个人不会因为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事而受到伤害。因此，法治，主要是针对政府，而不是反过来让政府用法律治理社会。
另外，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张维迎认为，产权保护是企业家创新的前提条件。这基本上延续了哈耶克对产权制度的社会功能解释“私有财产权是个人自由的必要保障；而个人选择的自由，包括择业和创业的自由”。
而林毅夫则针锋相对。他认为，过去总把国有企业的失败认为是国有属性造成是错误的。当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为国家所有时，厂长、经理会向政府索要保护和补贴，但其自身并无法占有补贴；但私有化之后，厂长、经理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多余的补贴据为己有。因此，在私有化情况下，企业所有者向政府索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更高、理由更多，而由于政府的资金不为自己所有，其向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没有变化，这样，保护和补贴非减反增。不仅在前苏联及东欧，甚至在拉美也有这样的现象。从符合比较优势的层面考虑，产权真的就那么重要吗？产权对小企业、中型企业是有效的，因为所有者与经营者是同一个人。但是，对于大型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必然分离，经营者一定是带领人，在那种情况下竞争的市场更为重要。
林毅夫还提到了“华盛顿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于1989年提出，主要内容为：发展中国家应该严肃财政纪律，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竞争性的汇率(指折衷的汇率制度安排)、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华盛顿”共识提出之后，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把其作为治疗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灵丹妙药。
冯兴元教授表示，他对“华盛顿共识”中所包含的税制改革、贸易自由化、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强有力的产权保护等一系列观念持相当肯定的态度，无论如何，世界各国的成功都仍然与“华盛顿共识”有关。
但是，林毅夫却不这么认为，坚决执行 “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几乎都以失败告终，特别是智利，执行得非常彻底，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其产业发展乏善可陈。
那么，一个经济体在赶超的时候，是否需要政府参与，还是仅仅依靠市场发展？林毅夫认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必需政府，因为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也必须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力资本以及改善金融和法治，这些都不是单个企业家可以做的，需要很多企业家做，需要协调。或者协调很难，必须由政府供给。他认为，人们所看到的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都是政府跟市场共同的努力结果。所谓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为的政府，但也必须提出一个框架，框定政府哪种方面的干预是错误的。更重要的，真正的问题不是讨论“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同样的情形，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当然大部分产业政策是失败的，在这种情况下，不是研究不要产业政策，而是研究哪种类型的产业政策可以成功，如此更有积极的意义。
根据林毅夫的观点，他所谓的新结构主义，是一个使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增长、消除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理论框架，其要点如下：：
第一，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一个产业结构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每一种产业结构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来促进它的运行和交易。
第二，经济发展阶段并非仅有“穷”和“富”（或“发展中”与“工业化”）这两分的情况，而是一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的后工业经济的连续谱，经济发展的每一条水平都是这条连续谱上的一点。因此，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的目标，未必就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状况。
第三，在经济发展的每一水平上，市场都是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基本机制。然而，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以产业升级“硬件”和“软件”（有形的和无形的）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这种升级和改善需要一个内在的协调机制，对企业的交易成本和资本投资回报具有很大的外部性。这样，在市场机制外，政府就需要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现代社会中，尤其在市场经济领域，政府究竟应该如何作为？这是林张之争的核心，林直言不讳力陈政府应该干预，并把问题引入到如何干预的层面上。林不否认法治与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但也未着意强调，甚至还有些似是而非，他的新结构主义可视为供给学派、凯恩斯需求管理及国家主义的混合产物。张则彻底否定干预，认为“大量的事实证明，政府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他强调政府所做最重要的是创造自由、法治的环境及产权制度的保证。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立场：政府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自身反而成了问题。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林张论战乃“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的延续。2002年，杨小凯首次提出“后发劣势”：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模仿的空间很大，可以在未建立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实现快速发展，并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林毅夫很快做出了回应，在其《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中写道：从理论和经验角度来看，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提升，产业结构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是欲速不达，还将出现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
杨林两人的根本冲突在于：杨认为发展中国家若没有制度的跟进，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甚至彻底失败；而林则主张只要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可以持续下去，而制度变革非必要条件。
林毅夫沿着发展经济学的径路走到今天的新结构主义，可谓初心不改。他的学术志向在当年与杨小凯论战的论文中彰显得淋漓尽致：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等路径依赖的因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创新和发达国家的制度比起来，可能非驴非马，也可能随着经济基础的进一步提高，需要在将来被扬弃，但只要能推进经济的发展，就是好的制度。
黄有光教授在小凯追思会上说了类似的话：“我是潮州人，会讲潮汕话。但是，我一定不会让我的孩子讲潮汕话，我会让他说普通话。因为，讲潮汕话的交易成本高昂，没有经济效率。”以林毅夫、黄有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非常看中效率，并殚精竭虑地为政府考虑如何解决外部性，其他诸如保护文化多样性乃至人的权利，似乎不是他们考虑的范畴。
而张维迎的观点与当年的杨小凯如出一辙，他从洛克《政府论》的立场出发，以法治和财产保护为切入口，倡导宪政与公民权利，以此制约有可能变成魔鬼的政府。他反对经济学、经济学家成为效率的工具，提倡保障人的权利，要让人因发展而获得更多的自由，而不是相反。
陈浩武教授的观点更不失尖锐，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轴心文明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价值观问题。表面上，终极关怀与工具理性在西方宪政转型中作用巨大，但不可忽视背后基督教信仰的支撑。中国过去35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固然巨大，但代价也是巨大的，而没有完善的制度基础与公民本位，何谈政府作为？
为本次追思会倾注巨大精力的韦森教授对时代周报如此点评：毅夫和维迎这两天会议上的争论可谓针尖对麦芒，但他们俩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观念的变迁在社会制度变迁中起着根本性作用。不但维迎在最近的新书中强调思想观念的变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毅夫在剑桥大学所做的马歇尔经济学讲座中最后也强调观念的变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事实上，哈耶克一生和道格拉斯•诺思晚年也都强调思想观念的变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今天的争论让我想起了凯恩斯与哈耶克两人长达半个多世纪激烈、尖锐、不乏尖刻言辞的理论论战，但这不影响他们私下的个人友谊。这是今天我们要提倡和效仿的。但在21世纪，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到底什么才是一个良序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构架，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进一步思考的。
林张论战的意义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西方国家陷入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以来的第二次世界性经济大衰退，而至今只有少数国家大病初愈，多数仍步履维艰。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又长期挣扎于经济增长乏力发展缓慢债务累累且绝对贫困人口还在增加的窘境之中。尤其是，近年来，就连过去二三十年快速增长的金砖五国也开始出现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和下滑的征象。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遇冷，未来经济增长将延续近年来的稳中趋降态势。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已演变为今天的“微刺激”。2014年已过半，第二季度经济数据将陆续出炉。从今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6月CPI同比增长2.3%看，全年不会有太大的通胀压力。至于对微刺激的效果做出怎样的评估，还仰赖其他经济数据的分析，这也直接关系到未来政策走向的变动。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悼念杨小凯，围观林张论战，切不可低估其意义。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里这样写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想，不论它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想象的要更有力量。确实，世界就是由它们统着。讲求实际的人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已经是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的俘虏。可以确信，与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林毅夫在追思会上，多次批判“华盛顿共识”，不由地让人想起2004年《时代》周刊记者雷默发表的《北京共识》，提出相对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模式”的最早版本。在这之后，海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大行其道，甚至成为显学。
时值今日，林毅夫不再坚持4万亿是对的，更不会拿4万亿作为“中国模式”的成功案例。但是，他依然是“中国奇迹论”的坚定拥护者。他依然主张企业无法解决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影响交易费用的企业外部环境改善的问题，因此政府需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协调解决这些问题，以提高企业成功的概率。
而张维迎则坚决对此论点说不：说中国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还要推展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后发劣势”。
在这方面，张维迎表现出一以贯之的坚持，他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强调：中国成功因为政府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国有部门越来越小。但在过去10年间，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当然过去10年的增长还是很不错的，但这是因为前20年改革的红利积累到这10年，在今后的10年中国必须继续、放松管制，缩小国有部门，如果政府不把国有部门的比例减到10%以下，中国就不能称为市场经济。如果国有部门非常庞大，或者主导某一些产业，我们就不可能有公平的竞争场所。必须认识到经济发展取决于企业家精神，特别是私营企业家精神，而不是政府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