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4年以来，宏观经济数据基本指向一个事实，即中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不断下行将导致一些风险爆发，甚至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最近，这种担心集中在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和债务风险方面。
与此相反，官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运行仍在合理区间，风险总体可控。官方经济学家也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进入了一个“七上八下”的新常态。
显然，当前对中国经济的研判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为了更好地应对风险，我们需要搞清楚他们各自的理由是什么。
风险到底有哪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过了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现在经济总量仅在美国之下，居世界第二位。中国持续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让世界叹为观止，政府官员也非常引以为自豪。
但这样的经济增速，其代价也是惊人的。这种代价就是经济学家经常提到的各种问题，或各种风险。包括结构失衡、产能过剩等长期存在的难题，也包括金融和债务风险的不断积累；既有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紧缺、环境污染问题，也有增长成果没有很好地惠及老百姓的问题，如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多年超过国际警戒线，权力寻租产生大量腐败现象等。加之股市几近崩盘、房价一路高歌猛进，各种问题相互交织，大有险情一触即发之势。
对于经济中积累的这些问题和风险，官方也心知肚明，甚至比经济学家还清楚。2013年，前总理温家宝在其任期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说：“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其任期的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说：“我们清醒认识到，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笔者将两位总理提出的主要矛盾、困难和问题，整理出来，并列表称为“中国经济问题清单”。
中国经济问题清单
《政府工作报告》2013 《政府工作报告》2014
1 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 经济稳中向好基础还不牢固，增长的内生动力尚待增强
2 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 财政、金融等领域仍存在一些风险隐患，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宏观调控难度增大
3 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并存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难度加大
4 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政府刚性支出增加的矛盾凸显 一些地区大气、水、土壤等污染严重，节能减排任务艰巨
5 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 就业结构性矛盾较大
6 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 住房、食品药品安全、医疗、养老、教育、收入分配、征地拆迁、社会治安等方面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依然较多，生产安全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
7 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 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
8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腐败问题易发多发，公职人员中不廉不勤现象仍然存在
9 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少，部分群众生活困难
10 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
11 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
（资料来源：根据2013、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制表）
从新老两位总理开出的问题清单看，官方发现的问题和风险不仅比经济学家发现的要多，而且非常全面。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速让世人叹为观止，那么，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或风险也是让人瞠目结舌。所以，温家宝把“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放在了问题清单的第一位。胡温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交给习李的同时，也把这份旷世“问题清单”一起传给了习李。以至于李克强在一年后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并没有来得及解决完这么多的问题，有的问题甚至还在恶化。
风险是否可控
官方认为，中国经济虽然有诸多的问题和风险，但总体可控，经济运行能够保持在合理区间。“我国发展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区域发展回旋余地大，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李克强说。然而，在问题重重中完成经济增长的目标并不轻松。李克强在答记者问时说：“我们既要稳增长、保就业，又要防通胀、控风险，还要提质增效，治理污染，多重目标的实现需要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这可以说是高难度的动作。”
面对令人沮丧的宏观经济数据，很多经济学家与官方看法相左。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诸多风险难以控制，局部风险爆发难以避免，经济危机也不是没有可能。例如，经济学家谢国忠在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和声”中，最近又开始出言唱衰中国楼市。谢国忠认为，房地产泡沫是巨大的货币泡沫的体现，而这个泡沫已经开始破裂。现在一线城市是价格泡沫，三四线城市是量的泡沫。谢国忠预测，房价最终每平方米会降到2个月平均工资以下。
据报道，巴克莱资本也不看好中国楼市，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常健表示，他们继续保持中国房地产泡沫将在2014-2015年逐渐破裂的共识。并预计，房地产投资增长下滑5个百分点将会导致中国GDP增速下降50个基点。鉴于房地产市场调控来势凶猛且早于预期，2015年GDP增速预测值调低20个基点至7.2%。
对于经济增速有可能滑出底线，官方称，政府是有预案的。《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向东说：“政府预留了很多的杀手锏，我们有很多的政策储备，一旦滑到这个区间之外，我们将会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稳定经济增长。”向东认为，政府这种类似的政策储备还很多。比如，本届政府再改造1,000万套棚户区住房，这要涉及到几千万人，可以说既改善民生又拉动内需。还有进一步加大中西部地区的铁路建设这样一些政策措施，对稳定经济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因此，官方经济学家相信，政府有能力把经济增速保持在“七上八下”的新常态之间。
然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这些以投资拉动经济的做法，虽然能换来一时的经济增长，但不利于结构调整，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除了谢国忠，近日中国农业银行(601288,股吧)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同样语出惊人。向松祚在“2014中国金融论坛”上表示，中国四大金融风险现在在同时发生，即影子银行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产能过剩行业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和破产的风险，以及房地产开始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向松祚认为，中国发生系统性、全局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已经超过60%，甚至可能超过70%。
经济学家许小年对政府能否遏制住经济下行一直表示怀疑。去年11月6日，许小年在一个论坛上以《结构性衰退及其医治》为主题演讲时说：“我在等着三次探底，三次什么时候探底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会发生，因为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今年，许小年又以《2014年的持续性衰退才刚开始》为题，继续阐述他的观点。许小年说：“我一直在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目前经济数据的走弱、增长速度的下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现象，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衰退，跟大多数经济学家理解的周期性衰退不一样。周期性衰退，跟冬天到了得了感冒一样，过段时间就好了。但是结构性衰退，是内部得了炎症，如果不动手术，光吃药是好不了的。”许小年认为，中国经济是一种结构性失衡带来的持续性衰退。结构性失衡主要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即生产能力的扩张超过了居民购买力的增加。从数字上看，投资和消费的失衡非常明显。投资每年增长20%，消费每年增长不到10%，两者相差一倍，或者投资增长率是消费的两倍。这会带来什么结果？结果必然是产能过剩，中国现在最大的结构失衡就是过剩产能。
许小年说，中国经济下行是结构性问题，靠宏观政策是无法解决的。只能下定决心，进行实质性改革，这个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官方和经济学家相左看法的背后
从官方和经济学家的表述来看，其背后的区别是，针对目前的经济状况，我们应该更相信政府干预，还是更相信市场力量。相信前者，政府将大举干预经济，进行经济维稳；相信后者，则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以市场的力量解决经济中的问题。
根据合理区间论，政府认为，经济运行下限是7.2%（保就业），底线是7%（稳增长）。经济增速接近或跌出下限、底线，政府则认为市场失灵，需要“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为规定的合理区间下限、底线指标，可否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指示器？
笔者曾有专文讨论过这个问题。稳增长的底线指标7%是人为设定的，它是根据十八大提出的经济倍增计划测算所得。保就业指标则是根据城镇登记失业率与经济增速的关系测算而来。官方认为，GDP增速下限不低于7.2%，才能保证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之内和1,000万人以上的新增就业。但我们从2003-2012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的数据来看，城镇登记失业率与GDP增速变化的关系不大。而且时常出现GDP增速下降，就业反而上升的情况。可见，合理区间下限指标，一个是人为确定，一个与GDP增速变化基本无关。所以，经济运行的下限指标到底是多少还有待深入研究。事实上，经济是围绕着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并非在一个人为设定的区间运行。从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情况看，即使在经济运行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的情况下，政府的干预也应慎重。政府的不当干预通常会使经济情况更糟，例如，中国政府对产能过剩的干预，就是一个不成功的例子。其实，在中国，我们不仅要研究市场失灵怎么办，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政府失灵怎么办。
十八届三中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当GDP增长率再次降低到合理区间规定的下限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吴敬琏认为，如果还像以前那样采取放松银根、增加投资的刺激政策，则有利有弊。“我认为是弊大于利。好处是能够提高GDP增长（稳增长），坏处是妨碍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并使债务进一步积累。正确的做法应当在保持国民经济不致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努力推进改革。”同时，吴敬琏强调，“应停止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对‘僵尸企业’停止输血，再辅之以灵活的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并通过效率的提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地解决中国经济中的诸多问题和风险，使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我们一定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