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行至年中，虽然进出口数据稍有起色，但PPI指数的相对低迷仍在提醒我们当前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中面临着一些困难与挑战。如何积极应对？深入挖掘金融“引擎”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作用，是一个必然的选项。
恰逢其时，以“深化金融改革创新、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为主题的第八届融洽会上周在天津开幕。对金融改革如何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会嘉宾在多个论坛中达成了一定共识。
自贸区不是“政策洼地”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经常采取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式，比如早期改革时批准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虽然外溢效应、不公平竞争等问题也都存在。但这种模式在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上功不可没。
“现在，地方改革依靠向中央要政策、要优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处长周效门接受新金融记者提问时表示，上海认为自贸区改革就是深挖自身“创新”潜能，其决心是十分明确的。比如，2012年上海率先尝试“营改增”。“营改增”的实质就是“先赚钱、再交税”，当年上海市财政收入大约因此少增加300亿元。但如果因为这样就向中央申请财政拨款支持，就会背离改革的初衷。经过阵痛，“营改增”帮助上海服务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并在2013年基本上补足了前期财政收入的损失。因此，有时候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是对政府行政职能和财政收入做减法，但从长远看却有利于释放市场活力。
参加于家堡金融论坛的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副司长孙元江也指出：“上海自贸区并非政策洼地，而是一个试验。”比如说负面清单制度，许多人都不理解负面清单不能“开倒车”。即负面清单一旦制定，不可再随意新增监管内容，只能是越来越放松。这也是为什么2010年上海出台190项负面清单后，部分市场人士认为清单太长。但这是为改革留空间，新一版的负面清单一定是缩减版，就是它的负面范围会越来越少。
孙元江还将上海自贸区建设和入世谈判做了对比。加入WTO之后，中国通过以市场换市场，打开了很多传统和主要贸易投资市场的门户，现在中国已经成了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2013年贸易额已经突破了4万亿美元。但贸易大国并不意味着就是一个贸易强国。这中间涉及一个制度性的红利如何释放。中国目前的担心是，当市场的红利释放干净之后，如何更多地利用制度上的红利，获得经济持续增长。
改革路径渐清晰
在今年4月份的博鳌论坛上，一些观察人士将中国自贸区的体制改革框架比喻成“印象派”油画，远看似乎有些模样，近看却又斑斑驳驳看不清楚。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思路逐渐清晰，即现阶段更关注金融自由化，随后逐渐延伸至如何建立真正的国际贸易自由区。
“尽管上海自贸区挂牌8个月来取得了一些效果，但要按照国际标准建立真正的自贸区，政策还要做重大的改进调整。”周效门在于家堡论坛发言时介绍，未来上海主要将从八个方面进行创新。但与会人士私下告诉新金融记者，看点其实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上海自贸区尝试开展跨境贸易的税收制度改革，是否开展零关税，这是核心的部分，也是攻坚难点；其次，上海自贸区要建设国际的金融交易平台，涉及黄金、白银和能源等大宗商品领域；最后，则是自贸区信息监管，这项工作的难点在于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认为，上海自贸区就是在为中国改革30年以来存在的问题探路。但共识有两点：一是中国不能固步自封，要与国际深度接轨，因为中国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要进一步研究怎么样融入到世界开放的大环境中。也可以说，在世界规格和世界体系，如何发挥中国经济的作用，以及如何进一步发展，做一些尝试；二是探索中国经济改革的创新。即中国未来经济改革是什么情况，要由上海自由贸易区来做试验，无论结果如何，最终目的是要推进中国整体经济改革取得成功。
那么，如何定义上海自贸区试验是否取得了成功？英国政府关于中国自贸区政策国际专家咨询小组主席杰拉尔德·格林斯通认为，“未来自贸区内众多生机勃勃的企业，包括保险（放心保）公司、会计师、律师和商人，他们的聚集就是一种成功表现。”而据上海自贸区提供的最新数据，外高桥(600648,股吧)保税区发展20年，共吸引入驻企业近9000家，而上海在自贸区挂牌至今仅8个月，就已经吸引入驻企业7000家。从这个意义上看，上海自贸区改革已经成功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引入市场竞争
自贸区也需要进入竞争机制，这既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探索。杰拉尔德·格林斯通建议：“自贸区模式能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也希望天津的自由贸易区申请能尽快通过。”当然，扩大自贸区模式绝不是简单地复制，更不是一起向中央要优惠政策，而应是各地结合自身特色，有针对性地获得政策支持，相互之间有一些发展方面的竞争也是十分有益的。那么具体至天津，融资租赁等高端领域将是发展的重要方向。
融资租赁行业在天津的发展，也是释放制度改革红利的体现。从基础上看，天津融资租赁业发展条件不如上海、北京，但天津市委市政府对发展这个行业非常重视。2010年，天津市政府推出了《关于促进我市租赁业发展的意见》，同时，利用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争取到国家许多政策支持，在全国融资租赁业发展环境仍不完备的情况下，天津率先形成了一个适于融资租赁业发展的小环境，在保证自己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为其他城市和地区提供了借鉴。商务部、银监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国家管理部门认为，天津成了中国融资租赁业政策试验基地。
现阶段，天津正通过一个个局部优势的实现，巩固在全国融资租赁行业的整体优势。
比如在2010年，银监会批准国内保税地区可以开展单一项目融资租赁业务。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捷足先登，到目前设立的单机、单船公司超过了400家，占全国同类业务的80%以上。与此同时，长江租赁、工银租赁、民生租赁等公司的大飞机租赁业务，也占到了全国60%以上。现阶段，天津除了拥有空客320组装项目外，还是直升机的生产基地。国内外航空公司所需飞机60%以上不是通过买卖而是通过租赁实现的。由于天津已经积累了一些飞机租赁的经验，除了东疆港外，天津港(600717,股吧)保税区和空港综合保税区也可开展单一项目融资租赁业务。
截至今年5月底，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租赁公司已达680多家，其中单一租赁公司、子公司、分公司有560多家，现在每个月增长接近10家。目前东疆存量固定资产达到2600亿的规模，其中航天器、船舶及海工有1600亿，其他的基础设施等等有1000多亿，年底之前还能新增1000多亿。据东疆保税港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忠东介绍，现在一方面新设租赁公司在增多，增量的需求增大；另外一方面，存量方面增加资本金推动发展的渠道有一定的限制困难。因此，资产怎么盘活，链条怎么拉长，是下一步天津融资租赁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PE升级为3.0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结构正处在调整转型关键时期，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在此次融洽会中，与会嘉宾认为，拓展直接融资渠道，发展债券融资仍是一个重要思路。
自2005年人民银行推出了短期融资券以来，中国债券市场取得了飞速进步，债券市场的品类不断丰富，企业债务融资渠道不断拓宽，债券发行量和存量规模也不断扩大。但随着发行债券主体更加多元化，企业债务融资的信用风险问题逐步凸显。在此次融洽会债务融资与信用论坛上，发改委财金司金融处副处长王丽介绍，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深化金融改革创新的要求。因为金融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信用体系的支撑，金融市场交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金融机构信用风险的根源，也是企业融资难，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
但在目前信用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的背景下，通过直接融资为中小企业解决贷款问题，就需要投资机构的尽职调查更为细致。另据ACG企业成长论坛与会嘉宾讨论，经过融洽会的普及，中国的PE已经进化到PE3.0时代。
“在2010、2011年的时候，许多投资人进入PE行业，绝大部分PE的私募基金都是做的IPO，基本上没有任何投资经验，也没有什么管理经验，就是找项目机会。有人将之称为机会主义者，这种IPO的投资，可以被叫做PE1.0。”一位与会人员介绍，也是从2010年开始，投行或顾问公司的一些人士涉足PE，由于对直接融资运作有一定的经验，尤其对管理、法律各方面都有一些经验，可以为公司提供一些帮助，但由于关注重点仍是IPO，因此仍是机会主义者，可以被称为PE2.0。
但现在所谓PE3.0需要给公司提供全面帮助的，就是在专注一些行业，有专业的行业、网络，给这些企业提供很多的帮助。也有人将之称为增值服务，从技术、战略、市场、人员、管理、上下游，都能进入这样的方式，进而完成PE的转型，真正为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如何定义上海自贸区试验是否取得了成功？英国政府关于中国自贸区政策国际专家咨询小组主席杰拉尔德·格林斯通认为，“未来自贸区内众多生机勃勃的企业，包括保险公司、会计师、律师和商人，他们的聚集就是一种成功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