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今年以来的经济下滑局面，早前很长一段时间，财政政策并未发挥逆周期调节功能，不仅不“积极”，反而过紧。相反，货币政策承担了更多财政功能，比如央行定向降准、再贷款、创新金融工具政策力度加大。此外，大量预算软约束企业融资需求仍然旺盛，间接推高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因此，要改变货币政策越俎代庖行为，防范改革缺乏协调性对实体经济带来的风险，加快财政支出与财税改革是核心。
可喜的是，今年5月以来，上述变化已经在悄然发生，5月财政支出增速提升至20%以上，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尝试，深改组第三次会议亦对财税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在笔者看来，如果财政政策能够切实发力，无疑将有助于破解经济迷局，而财税改革的全面推进或带来今年最大的改革红利。
货币政策越俎代庖缘由何在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为传统宏观政策手段，其相机抉择对熨平经济周期至关重要。本来，依靠财政货币两条腿走路可以更加稳健，但笔者发现，早前很长一段时间，财政政策并非积极，反而过紧。相反，货币政策定向投放实际上承担着更多财政功能，而财政货币边界混淆实际上孕育着较大风险。
数据方面或许能够反映更多信息。可以看到，伴随着财政约束的增强，早前财政支出明显偏紧，今年1-4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增长9.3%，高于去年同期2.7个百分点。而与之相对，财政支出则明显滞后，1-4月全国财政支出累计同比增长9.62%，远低于去年同期4个百分点。特别是4月，财政支出仅为1.9%，接近零增长的支出怎能称之为积极财政？
与此同时，财政沉淀资金仍然较多。截至今年5月，国库库存现金余额接近4万亿元。回想去年二季度中国经济下滑较快之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曾重点提到要注重用好这部分存量资金，如今来看，这部分资金的变化不大。因此，何不加快运用这笔存量资金，并注重于投于符合调结构、保民生方向？与财政缺席相对，货币政策似乎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调结构的作用。在笔者看来，货币政策发挥更大作用的思路是正确的，毕竟在影子银行收缩之时，表内贷款应该适度放宽以对冲表外收缩，防止社会融资水平迅速减少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但从货币政策工具来看，笔者发现，央行采取的工具正变得越来越非常规，包括应用更多定向措施、对金融机构再贷款、对特定金融机构降准、创新金融工具如PSL、SLO与SLF等。在笔者看来，定向工具的使用前提很多情况下是传统货币政策失效，或是金融风险加大之时。
在笔者看来，货币当局最主要的担忧便是恐怕资金供给增加之后，中小企业无法得到贷款，资金仍旧重返预算软约束的企业，因此采取定向。可见，央行此举实属无奈，毕竟财政改革，加强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预算约束应是财政改革与国企改革需要努力的方向。而正是由于改革缺乏协调性，财税改革过慢才导致如今这种困局。
但也应看到，虽然通过央行定向投放可以短期内起到应急之功效，但其弊端也不容忽视，如不透明、选择性强、回归行政手段、财税金融混淆、央行从最后贷款人跃升为第一贷款人不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是与市场化的改革路径不匹配，因此只能作为临时性与过渡性的措施。从长远来看，减少货币政策越俎代庖行为，只有协调推进改革，特别是加快财税改革、国企改革、政府转变等相关改革，才能使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发挥最大作用，是化解困局的最有效之法。
财政有望发挥更大作用
当前国内经济困局与财政支出过慢、财政改革滞后大有关联。可喜的是，决策层对于这点已有明确认识，财政有望承担着更大的作用。例如，5月以来，财政支出同比增速反弹至24.6%，便是财政政策由过紧转向积极的反映。
此外，决策层早前也提出了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包括加大铁路投资、棚户区改造建设等。在笔者看来，上述项目具有工期较长，短期盈利性差的特点，要避免重走“四万亿”老路，应该明确银行不宜承担准财政功能，这部分资金主要应由财政出资，由此较好地降低资金成本，减少期限错配，防范金融风险。
同时，在主权负债还不高的有利条件下，建议应发行结构性减税和发行调结构特别国债，专门用于保障房、基础设施、水利及新技术和新能源等项目建设，并以此作为杠杆带动地方融资与保障房建设，或对稳增长与调结构均有裨益。
从长远来看，财税改革是全面推进改革的重中之重。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财税改革的三大方向，即改善预算管理、完善税收制度、理顺财权与事权。在笔者看来，上述三大领域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为经济改革，也涉及到民生问题与政府职能转变，是诸多改革能否有效推行的重要保障。正如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所提出，财税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
例如，财税改革的加快有助于缓解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资金困境。早前召开的深改组第三次会议将财税与户籍列为重点，正是出于切实推进以人为本城镇化的考虑。要知道，当前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亿人，全国留守儿童超过6000万人，城乡流动儿童超过3500万人，向上述人群提供与城镇市民均等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显然存在庞大资金缺口。若想化解资金困境，财税改革特别是理顺中央地方财权与事权必须提速。
在金融改革全面推进之时，加快财税改革对于防范金融经济风险也越来越重要。可以看到，在众多改革的贯彻实施之中，金融改革可谓领先一步。毫无疑问，金融改革的快速推进有利理顺资金价格形成，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也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但如果财政改革、国企改革等领域不能有效推进，大量预算软约束部门存在不仅推高了社会融资成本，让中小企业步履维艰。同时，也导致大量僵尸企业出现，降低了经济活力，加大了金融风险。总之，财政改革滞后于金融改革，效果恐怕很难令人满意，也违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初衷。
如此看来，财政政策发挥作用，财税改革加速推进，对于当前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都是至关重要的，可谓是化解当前经济困局的关键。值得肯定的是，决策层对财政的重要意义已经明确，伴随着支出加大、对财税改革顶层设计的通过，财政过紧、改革滞后的状况有望改变。在此之上，如果改革与微刺激能够同时发力，下半年中国经济有望扭转向下的趋势，达到或接近7.5%的政府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