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经济学家们对中国GDP增速以及增速的决定有不同的看法。核心问题是：政府和市场谁来决定经济增长
| 文 · 魏志强
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率为7.4%。这个增速与2013年第四季度的7.7%相比，下降了0.3个百分点，但与今年7.5%的增速目标相比，仅差0.1个百分点，并且在政府规定的合理区间。同一天，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了一季度经济形势。会议认为，“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开局平稳。经济增速、就业、物价等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年度预期目标范围，没有越出上下限，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但会议强调，“当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依然存在，一些困难不容低估。”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之前，经济学家们就一致认为，一季度GDP增速将在7.5%以下。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有人建议政府出手刺激经济，遏制经济下行；有人相信市场力量会使GDP稳定在一个均衡的增长点，不赞同政府干预。不过，持“新常态”说的官方经济学家们则认为，增长率在7-8%之间，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正常增速，是新常态，不必大惊小怪。
这些相左的意见表明，政府和经济学家们对中国GDP增速以及增速的决定有不同的看法。核心问题是：政府和市场谁来决定经济增长。
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但经济增长还是一直由政府主导。政府既要制定经济增长中的长期目标，又要设定年度指标，并直接参与和主导GDP创造过程。显然，过去的30多年，中国经济增速主要由政府决定。
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试图改变这种情况。用新一届政府领导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创新了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和方式，即提出合理区间论。“明确了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就是增长和就业不能越出下限，通胀不能突破上限。”李克强说。也就是说，合理区间“下限”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是防范通货膨胀。
合理区间上下限这种定性的表述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有量化指标。比如，今年的GDP增速定为7.5%左右、CPI涨幅控制在3.5%左右、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这些指标就是合理区间上下限的年度量化指标。经济在此区间运行被认为合理，滑出此区间，政府将出手干预。
官方经济学家十分赞同政府的合理区间论，并积极赋予理论解释。事实上，“新常态”说也是与政府的合理区间论相伴而生。持这种意见的经济学家认为，鉴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进入了换挡期，即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换到了7-8%增速的“新常态”时期。
合理区间论与以往相比确有不同。过去政府确定的经济增速只是一个指标，而现在确定的则是由若干个指标限定的运行区间。但前后也有共同之处，就是经济增速都是由政府人为决定。新一届政府试图发挥市场的作用，但也仅限于合理区间之内。在合理区间的约束下，经济增长要受困于稳增长、保就业、通货膨胀这些具体的年度指标。而这些指标是由政府设定的，并不一定反映市场的真实要求。
我们首先来看看上限指标。政府把今年CPI涨幅控制在3.5%左右定为合理区间的上限，但3.5%是不是适度的通胀指标有待观察和讨论。今年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3%，远不到3.5%，也就是说，距离合理区间的上限还有很远，依据合理区间论，政府可以刺激经济，拉高经济增速。但中国的现状是产能过剩，如果政府刺激经济，产能过剩必将加重。2009年，4万亿刺激方案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产能过剩问题，至今尚未消除。从货币供给来看，CPI涨幅不到3.5%，货币当局很可能认为可以加大货币供给，促进经济增长。事实上，在当下的中国，这是一个误导。货币当局正是把CPI没有持续上涨作为扩大货币供给的理由之一，将M2发到了现在的116万亿元，冠绝全球。一般而言，在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产出稳定的情况下，费雪方程式告诉我们，货币超发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在中国M2与GDP之比已高达2:1，为什么没有发生持续的通货膨胀呢？从货币理论来看，这是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使然。据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的研究，近十年来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在快速下降。一方面货币流通速度变慢，另一方面又要GDP高速增长，结果就是货币超发，金融和债务风险不断累积。其实，即便CPI没有持续上涨，但货币超发还是推高了资产价格，例如房价。所以，笔者以为，政府人为地按其意志确定一个CPI涨幅，然后再把它与经济增速联系起来，作为经济运行的上限，并以此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不一定符合市场要求。特别是在学界对我国CPI指标本身就有很大争议（如权重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对CPI的使用更应注意，不能让它说明它不能说明的问题。
再看合理区间的下限指标，就是稳增长和保就业。笔者在《7.5%左右离潜在增长率有多远》一文中讨论过这个问题。稳增长与十八大提出的经济倍增计划有关，即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根据这个倍增计划测算，经济增速不能低于7%，于是7%就成了经济增长的底线。保就业是根据城镇登记失业率与经济增速的关系测算而来。官方认为，GDP增速下限不低于7.2%，才能保住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之内和1,000万人以上的新增就业。但我们从2003-2012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的数据来看，城镇登记失业率与GDP增速升降的关系不大。十年间，GDP增速从两位数已经降到了8%以下，但城镇登记失业率却始终在4-4.3%之间微弱变化，失业人数也总是八九百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不能反映真实的失业状况，也担当不了保就业指示器的作用。可见，合理区间下限指标，一个是人为确定，一个与GDP增速变化基本无关。如果用这两个指标判断经济增速是否到了下限，显然不一定正确。
经济学家的争议
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增速到底是多少有较多的讨论、争议。不过，经济学家们与政府不同，他们对经济增速的不同判断都是依据对潜在增长率的不同认识。
一般而言，一国经济运行是围绕着潜在增长率（或称自然增长率）上下波动。在经济按其潜在生产能力运行的情况下，劳动力和资本会得到充分利用。所以，潜在增长率也是充分就业情况下的增长率。当产出高于潜在GDP时，通货膨胀将上升；而当产出低于潜在GDP水平时，则将导致高失业率。
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增速的研判有高有低，也有唱衰之声。唱衰的主要是国外经济学家，例如，克鲁格曼、鲁比尼等，还包括索罗斯这样的国际投资大鳄。唱衰中国的国外经济学家，有的说中国经济增速将会降到5%以下，有的说中国经济将要硬着陆。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并面临很大的金融和债务风险。
与外国经济学家不同，中国经济学家虽然也认为中国经济面临重重困难，但很少有人认为会崩盘，或硬着陆，甚至有人乐观地估计中国经济还能保证8%以上的增速。
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就一直认为，“中国经济未来20年平均每年仍有8%的增长潜力。”林毅夫分析说：“当前经济放缓的原因是周期性的，而不是体制性的。因此，在新一轮宏观调控中，应实施以投资为主的反周期措施。”林毅夫还推出了他的“新结构经济学”，深入探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复旦大学韦森教授与林毅夫的观点不同。韦森是林毅夫的好友，但也是不同意林毅夫观点的代表人物。韦森于2012年就曾在FT中文网发表的《中国经济渐进下移》一文中说：“在未来20年中，中国经济能维持一个5％到7％平稳的GDP平均年增速，可能就很不错了。”韦森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一个自然趋势。2014年2月27日，韦森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讲演时还强调了这一观点。总的看，韦森的理由有二：一是从表层上看，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目前看来都动力不足；二是深层问题，现在已到了现有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上这一轮工业化的中后期，其外在表现是各行各业都产能过剩。工业化减速，作为工业化结果的城镇化进程也会放慢，因而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慢慢降下来。
韦森问道：“自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只有在20世纪50到7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有一个高速增长时期，且大约只有20年左右，经济增速也大约只有4-6%，日本是个例外。难道中国经济能有一个连续50年的超过8%的经济超高速增长时期？”
韦森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移，但是短期中国经济还不会出大问题。他警告说，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还不能认识到这一自然趋势而人为再靠扩大政府推动的投资来“保增长”，这样最终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2014年3月22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说：“我们的眼光应该放得更远一点，力争在今后一两年内能够完成增长阶段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的轨道或者状态。对于稳定的轨道或者状态，我是给出一个概念，叫做中高速稳定增长期。当然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含义是中高速增长的底已经探明，比如说7%左右，而且这个速度能够稳得住，能够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比如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显然，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中高速稳定增长期的底尚未探明。他举例猜测，这个底可能是7%左右。
经济增长与改革
关于改革与增长的关系，政府提出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政府认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是有相互关系的。只有稳增长，才能调结构、促改革。也可以理解为，稳增长是前提，是基础。
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积极推进改革更为重要，改革能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现在，增长方式、结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提问，转变增长方式20年了为什么转不过来？吴敬琏认为，这是因为制度障碍所致，体制的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能够实现的关键和基础，所以要坚持改革。
但改革改到今天，容易的都做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比如，政府和市场边界的界定、产权改革中的国企改革、价格改革中的要素价格改革、利率汇率改革等等，这些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但也都是急需进一步推进的改革内容。否则，如果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制度作为基础，经济就很难围绕潜在增长率运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难以实现。
尽管改革难度空前之大，但习近平已经表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沿着市场化的方向深化改革。李克强也说，“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