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
1978年以来，中国连续三十多年保持了年均9．8％左右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史上经济长时间高速增长的奇迹。但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已连续三年下降，从2010年的10．4％，下降到2011年的9．2％、2012年的7．8％、2013年的7．7％，且还处在探底的过程中。这究竟是像前三十年曾经反复出现的“周期性下降”（下降后还会反弹到原来的高度），还是向新的增长阶段转换的“趋势性下降”（下降后不能反弹到原来的高度）？若是趋势性下降，则意味着经济增速在“换挡”，即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或中速增长阶段换挡。这是一个重大的判断，将对当前和未来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讨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2013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10％左右高增长以后，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进入一个中速增长阶段。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我国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经济下行压力依旧较大”。
中国经济是否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若单从过去三十多年GDP增速数据变化规律来看，则目前还难以做出断然的结论。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增长历程，经济一直在波动中前行，表现如下：GDP增速从1980年的7．8％，下降到1981年的5．2％，再上升到1984年的15．2％，再下降到1986年的8．8％，再上升到1987年的11．6％，再下降到1990年的3．8％，再上升到1992年的14．2％，再下降到1999年的7．1％，再上升到2007年的14．2％，再下降到2009年的9．2％，再上升到2010年的10．4％，再下降到2013年的7．7％。不难看出，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历过6次下降。从下降的时间长度来看，2010年以来的这次下降已持续3年，远比不上1992－1999年那次持续7年的下降，1987－1990年那次下降也持续了3年；从下降的幅度来看，2010年以来的这次下降幅度仅2．7个百分点，1992－1999年下降幅度达7．1个百分点，1987－1990年下降幅度高达7．8个百分点。可见，这次下降持续时间并非最长，下降幅度并非最大。
但是，若考虑到这次下降还在进行中，考虑到2010年的高点是由刺激政策刺激出来的，再往前的高点是2007年的14．2％，若从2007年那次高点算下来，剔除2010年的特殊情况，则这次下降也持续了5年以上。再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则做出中国经济已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的判断，是有较充分的依据的。
首先，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已进入到增速换挡的敏感期。据刘世锦等人的研究，成功转型的经济体经过高速增长以后均会出现增速回落。“日本、韩国等成功转型的经济体在经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购买力评价指标），无一例外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降幅是30％－40％。中国按照相同口径计算人均收入，将在2013年也会达到一万国际元左右，这在逻辑上已经非常接近一个增长速度转折的时点” 。“最近两年是增长的转换期，潜在增长率大概是在7％－8％之间，最终可能会稳定在6％－7％之间”。同时，拉美国家和类拉美东南亚国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诸国，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历过明显的经济增速下台阶过程。
其次，从经济增长的需求边动力来看，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面临越来越多新的约束。在国际经济危机、人民币汇率多年升值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出口已由原来的年增长20％左右下降到年增长8％左右。由于产能过剩还需要时间消化，要素成本还将上升，发达国家对低附加值产品需求增速下降等，今后的出口再回到以前那种高速增长的局面已非常困难。制造业投资受产能过剩和投资利润率偏低制约，房地产投资受空置房较多和房价下行压力加大制约，基础设施投资受土地财政式微、地方债务风险加大、新干部考核制度制约，总之投资增速也难以回复到以前动辄增长20％以上的状态。消费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变量，也受制于收入分配制度和福利保障制度等改革的推进情况。
再次，从经济增长的供给边动力来看，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虽空间很大，但也难以支撑出过去三十多年那样的高增长了。改革开放还有较大的红利，但容易改的已改得差不多了，留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今后改革的阻力和难度不可小视。工业化开始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半场，城镇化已进入加速阶段的下半阶段，粗放大发展的时期已经过去，在提高质量阶段难以释放出以前那么多的结构生产力了。
另外，中国经济增长基数已较大，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自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国际环境有所恶化，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商品倾销等此起彼伏，这种情况今后还可能持续。这也制约着今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意味着我们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一是市场需求增速下降，对企业和产业发展带来挑战。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内需增长的速度也会相应下降。二是产能过剩凸显，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很多行业的产能是按经济高速增长时的需求设计的，随着经济增速和需求增速下降，产能过剩就会凸显。淘汰过剩产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三是财政金融风险有待释放和化解，此过程会有阵痛。经济在连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泡沫，形成了一定的财政金融风险，在增长速度换挡期风险会凸显。释放和化解风险将伴随着阵痛。
那么该如何应对“增长速度换挡期”的挑战？首先，必须正视经济增速换挡的新现实，降低经济增长预期，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其次，要采取正确的策略，平稳度过换挡期。最重要的是要顺应经济增速的换挡，在释放风险的过程中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最后，要从“三大发动机”上寻找新出路。全面推进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积极稳妥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实施创新驱动，培育可持续的竞争力。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