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退潮是一个表现为经济增长阵营分化的趋势，其带来的冲击却是复合性的，涵盖政治、社会、心理和政策等多个领域：加剧了地缘政治的动荡，放缓了全球化步伐，带来了政策博弈的结构变化以及金融霸权模式逆袭。多元化退潮是“顺周期性”的，具有自我强化的特征。我们既要认识到这种趋势的内生性，对多元化退潮中期延续保有理性认识，也要通过以我为主、有所作为的策略选择去尽力改变这种“顺周期性”，进而给中国经济崛起“第二季”创造条件。
程 实
两周前，笔者在此发表了“多元化退潮渐成全球经济中期大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报告的数据印证了自去年以来多元化在全球退潮的中期事实。比事实更重要的，是逻辑。为什么多元化退潮具有持久性？从逻辑上看，根本原因在于多元化退潮具有自我强化的内生动力。在全球层面，多元化退潮从政治、社会、市场、模式、心理、博弈、格局等诸多维度产生了复合冲击，这些复合冲击尽管具有整体普遍性，但结构性分布却是不对称的，新兴市场受到的复合冲击相对更大，抵御复合冲击的能力相对更弱，马太效应的存在，让多元化退潮变成了一种“顺周期性”的趋势。
今天笔者想着重分析一下多元化退潮对新兴市场的复合冲击。
首先，多元化退潮加剧了地缘政治的动荡。从近十年来的发展态势看，无论是对全球经济的整体贡献还是边际贡献，新兴市场都高于发达国家，所以，“西进东退”的多元化退潮不可避免导致全局增长力度的下降。而且，正如IMF在今年4月期《世界经济展望》中所强调的，这一轮增长力度下降伴随着明显的居民收入放缓和两极分化的恶化趋势，这使得无论是全球范围内还是各国内部，利益争夺变得更为激烈，社会动荡有所加剧，政治风险显著上升。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乌克兰危机为代表的主权对抗，以泰国危机为代表的政局混乱，以阿根廷动荡为代表的治安恶化。在政治风险抬升的全局冲击下，由于政治稳定性相对较低，两极分化和绝对贫穷相对更严重，新兴市场受到的冲击明显高于发达国家。而且，2014年又恰逢新兴市场诸多重要国家的政府换届，这使得新兴市场的地缘政治风险更加叵测。
其次，多元化退潮放缓了全球化一路高歌的步伐。近十多年来，新兴市场一直是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伴随着对外开放和金融深化，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逐步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所以，多元化退潮的压力之下，全球化由于新兴市场的助力下降而有所放缓，最突出的表现是国际贸易增速下降，以及新兴市场在国际金融市场参与度和活跃度削弱。学术研究表明，全球化是有助于全球通胀控制的，因为贸易、金融的自由开展有助于降低各种成本。因此，多元化退潮导致全球化放缓，全球化放缓又会导致全局的通胀中枢上升，而从当前全球物价结构看，现有的通胀压力几乎全集中在新兴市场国家，而发达国家甚至还有通货紧缩的危险。这种结构之下，全局通胀中枢上升给新兴市场带来的压力和危险当然也就明显大于发达国家。
再次，多元化退潮还带来了市场模式和投资理念的转变。在2014年4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IMF着重强调了市场模式正从“流动性驱动转为经济增长带动”，也就是说，国际金融市场里，机构投资者将更关注经济增长，而不是流动性，所以，在多元化退潮的大背景下，美国的流动性收紧反而不会影响其市场表现，可新兴市场的经济放缓却受到做空者的格外关照，这显然增强了各种资本流出新兴市场的既定趋势。再更进一步分析，多元化涨潮是全球经济加速复苏的“强状态”，市场投资理念偏向“Risk on”，资本在涌入新兴市场时是不怎么重视国别差异的；而多元化退潮则是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弱状态”，市场投资理念偏向“Risk off”，资本反而是在退出新兴市场时忽略国别差异。这种投资理念的变化，使得新兴市场中的核心国家，例如中国，也受到那些国际资本唱空和做空的挑战，难以发挥稳定和提振新兴市场全局性作用。
此外，多元化退潮带来政策博弈结构变化的冲击。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三元悖论”是客观存在的，即在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选择之间，最多只能发力去同时达成其中两个。多元化涨潮阶段，新兴市场由于经济崛起势头迅猛，汇率稳定几乎不用操心，这个时候，新兴市场既能享受国际资本流入的金融助力，又能用货币政策去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但多元化退潮阶段，信用崩塌在完成从微观机构到宏观主权的风险传染之后，进一步转向货币信用崩塌，这时候，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大幅、快速贬值，维护汇率稳定的需要如此迫切，以至于那些资本自由进出的新兴市场国家就失去了用货币政策提振经济的可能，而资本管制的新兴市场国家则只能被迫放缓金融改革的进程。值得强调的是，美国是不受“三元悖论”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国家汇率是盯住美元的，这些国家谋求汇率稳定的行为让美国可以坐享其成，也就是说，在多元化退潮国家，美国既能享受资本流入，又能实现汇率内生稳定，在货币政策上更具有灵活性，而新兴市场的政策却受到约束。
最后，多元化退潮带来金融霸权模式逆袭。多元化退潮是经济层面的趋势逆转，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基本面比新兴市场更优质、更稳定。这种基本面对比不可避免带来了全球地位对比的变化，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有所回升，新兴市场货币的成长速度相对放缓；二是美国在全球经济秩序重建中的地位有所回升，新兴市场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的态势相对放缓；三是美国金融机构的恢复势头有所加速，新兴市场金融机构却受到债务风险、信用风险上升的羁绊。也就是说，在经历了前几年的蛰伏之后，“美元-IMF-华尔街”三核模式的美国金融霸权渐次增强，而金融霸权向来是美国主导全球利益博弈的利器。
总之，多元化退潮是一个表现为经济增长阵营分化的趋势，其带来的冲击却是复合性的，涵盖政治、社会、心理和政策等多个领域。从复合冲击的结构差异看，多元化退潮是“顺周期性”的，具有自我强化的特征。对于我国而言，既要认识到这种趋势的内生性，对多元化退潮中期延续保有理性认识，也要通过以我为主、有所作为的策略选择去尽力改变这种“顺周期性”，进而给中国经济崛起“第二季”创造条件。
（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