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柳立
过去30多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吸收外资水平及质量的提升，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提高，获得了巨大的开放红利，成为全球范围内通过对外开放在全球价值链中不断升级，进而创造更多国内增值的成功范例之一。日前，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王子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总的看，中国企业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仍局限于对外国跨国公司价值链的参与及适应，仍集中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和低附加值环节，而外国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与全球生产服务体系的掌控者，其对全球资源整合和市场支配能力日益增强。王子先强调，中国需要构建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服务网络，由单纯参与全球价值链向建立自己的区域及全球价值链转变，从整体上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力，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和企业升级。
记者：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通过对外开放嵌入全球价值链取得了怎样的效果？
王子先：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与人均GDP增长率之间呈现正相关，全球价值链对附加值、就业和收入都有直接影响。参与全球价值链还是发展中国家构建生产能力、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一些发展中国家显著提高了自身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水平，提高了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成功地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了更大的份额。中国就是其中成功的案例，通过积极有效吸收外资和出口模式的升级，中国得以嵌入价值链中一些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环节，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第一大国。过去30多年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参与全球价值链水平也得到逐步提高，前期货物贸易和吸收外资是主渠道，后期“走出去”、服务贸易、服务外包开始发力，对于中国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推动作用日益凸现，潜力巨大。总之，过去30多年通过扩大开放，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得巨大的开放红利，有效推动了经济增长、就业、税收、结构升级、效率提升、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
记者：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存在哪些差距和挑战？
王子先：由于全球价值链由跨国公司主导，参与全球价值链也存在风险：如果一国从全球价值链中只能获取较少份额的增值，那么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就很有限；如果外溢效应过低，全球价值链也不一定能够带来技术转移和进步，特别是如果仅选择简单跟随型模式，会陷入在低附加值领域被低端锁定；全球价值链流动性强，容易被转移和替代，也可能加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外部风险；另外，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在我国的具体表现为：
一是我国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虽然随着中国吸收外资和整体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深度不断得到提升，中国已成为诸多行业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环。但总的看，中国企业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更多仍限于对跨国公司价值链的参与与适应，较多地集中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和低附加值环节，即仍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部和底部。这制约了我国对外开放质量和效益的进一步提升，限制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积极作用，不利于稳步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是我国也面临简单跟随式发展的陷阱。虽然，总的看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是实现长期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但也有少数国家采用简单跟随式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产业低端锁定，部分产业长期被陷入低附加值领域而无法升级，某些中等收入国家因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还出现倒退。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内外部经济不均衡的矛盾加深，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制约加大，如果不把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培育自身区域和产业价值链相结合，培育经济内生发展和创新能力，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公平竞争，就无法提升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溢出效应和开放红利，甚至局部地区陷入简单跟随式发展陷阱，一些产业领域被低端锁定，无法随着内外部形势变化而不断升级，最终只能被淘汰。
三是全球价值链加快重组升级与全球新的产业技术革命可能给我国带来双重挑战。为了适应危机后的新形势，全球价值链进入新的大调整大重塑周期。同时，全球还在酝酿新的产业技术革命，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将推动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调整与升级。这既是机遇，也将给我国带来挑战，加快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势在必行。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必须适应全球价值链大调整和新的产业技术革命的新形势，实行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实现地位攀升并重，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实现对外开放新跨越，创造对外开放新优势，收获对外开放新红利，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与主动。
记者：中国作为大国是否需要有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战略？
王子先：正如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所指出的，总的看中国企业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更多仍限于对外国跨国公司价值链的参与与适应，外国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支配者，因此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区域和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最有效地配置和利用世界各地的资源，由单纯参与全球价值链向建立自己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服务网络转变，以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优势并推动国内经济产业转型升级。
第一，构建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是中国作为世界经贸大国的客观需要。中国通过对外开放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和制造中心，并于2012年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近20%，目前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很多预测认为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规模可能超过美国；中国已于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但中国目前是世界经贸大国而不是强国，我国总体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利益分配、发言权和影响力都受到现行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约束，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处于被支配地位。这既不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构建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不利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改善和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还会对各国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作为世界经贸大国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战略，在全方位参与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基础上，有必要通过跨国贸易、投资特别是“走出去”，优化全球市场布局，搭建全球资源整合和要素聚集新平台，逐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最终能够构建自己的区域及全球价值链，既为全球价值链重塑和优化治理做出自己的贡献，也为加快现代化产业及企业升级提供重要支撑。
第二，中国有能力逐步构建自己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实现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高效对接。一是中国过去30多年坚定实行对外开放方针，建立了对外开放的良好基础，与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外贸结构不断优化，对外投资进入高速增长期，服务贸易和外包异军突起，我国可以在相对较高起点上进一步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二是我国一直致力于实施科教兴国和创新驱动战略，把调结构、促升级、促创新放在重要位置，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我国产业结构和创新能力也相对处于较高起点上，可以把培育内生发展能力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有效结合起来，大大强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外溢效应；三是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期，将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建立统一公平高效的现代市场体系，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有利于推动建立高效的国内价值链网络和流通服务体系，为中国企业更好参与全球价值链并实现高效对接提供重要支持；四是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将大力推进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新一轮对外开放，完善开放型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这将有利于我国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的服务端，跻身“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将再次成为时代主旋律；五是危机中和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大重组时期，跨国公司在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局部收缩调整的同时，也正在顺应产业技术革命趋势酝酿新一轮扩张和布局，新一轮跨国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呼之欲出，我国作为在危机中受冲击较小的国家在这一轮全球价值链重塑中面临空前的历史机遇，完全有可能借力发力并举，加快构建由自己主导的区域及全球价值链步伐，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取得先机，占领制高点，创造新的国际竞争优势。
第三，研究实施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全方位参与现有全球价值链分工基础上逐步构建自己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既涉及我国的对外关系战略、对外开放战略、企业国际化战略，也涉及国家现代化总体战略与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企业升级战略，还涉及国内区域和海外市场战略，应该在全面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予以统筹考虑。总的思路是：在全面参与现有全球价值链分工基础上，抓住全球价值链重塑机遇，逐步实现嵌入与拓展攀升相结合、构建全球价值链与重构国内价值链及流通服务体系相结合，布局国家全球价值链与完善产业、区域、企业板块的价值链相结合；总体上把参与全球价值链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放在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开放与改革良性互动、更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度予以重视，以实现全球资源深度整合和优势要素聚集为目标，创造新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优势，改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推动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同时也为改善全球经济平衡与治理、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做出贡献。
记者：我国在构建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时，重点应放在哪些方面？
王子先：第一，研究提出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总体战略。将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促进国内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结合起来，特别是按照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要求，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推动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
第二，重视构建国内价值链，实现与全球价值链的高效对接。相对而言，国内价值链是基于国内市场需求发育而成，由本土企业主导，在本土市场获得品牌、销售和终端渠道以及有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的产品链高端竞争力，然后逐步进入区域或全球市场的价值链分工体系。所以，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不是截然分开的，也不是重新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封闭模式，而是两个市场并重，关键是通过优化国内流通和服务，打通通道，推动两个市场高效对接。构建国内价值链可以为拓展全球价值链提供重要支撑，参与全球价值链也可以为国内价值链优化提供重要动力，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第三，引导重要产业优化全球价值链布局，促进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和“中国服务”的转型升级。“中国制造”面临生态环境、资源和成本、汇率等方面因素约束日益突出，劳动力供求关系也面临拐点，靠低成本低价格竞争已难以为继，简单的贴牌代工模式挑战越来越大，加快转型升级势在必行。有关行业部门、协会和龙头企业应该加强行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研究和战略规划制定工作，将产业转型问题置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予以严格审视，注重优化行业价值链全球布局，积极参与全球资源深度整合，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更多嵌入高端环节，顺应全球制造-服务革命趋势，在利用好“中国制造”现有优势基础上，打造“中国创造”和“中国服务”的品牌，最终实现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跃升，为中国产业2.0版做出更大贡献。
第四，支持中心城市和重要经济区域率先实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大力优化区域经济布局，重组区域价值链，构建高效的现代化流通和市场服务体系，全面提高流通服务效率，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新的国内国际竞争优势，与其他地区错位竞争，发挥更大辐射带动和外溢效应。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区更应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推动价值链升级中发挥先导作用。
第五，支持各类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探索构建自己的全球价值链网络。特别是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应抓住机遇优化重组价值链布局，提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更充分利用外部的科技、知识、人才等高端创新资源，实现地位攀升；积极培育本国的跨国公司和知名品牌，进入价值链高端环节，提升国际定价权和话语权，提高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水平，为国家总体优化重组全球价值链做出重要贡献。
王子先
经济学博士，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外经贸发展战略与政策等。曾获商务部科技进步奖。专著有《论金融全球化》、《加入WTO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及其对策》。主持或参与撰写《关贸总协定与中国企业经营指南》等政策理论书籍多部。在《管理世界》、《财贸经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