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练琴
“改革”和“7．5％”成为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热点词：在李克强总理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一词出现了77次；“7．5％”这个数字则已经是连续第三年成为政府为国内生产总值设置的目标。2013年政府成绩如何？“7．5％”的目标是否合适？改革该如何推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增长阶段转换期呈现出积极变化
“过去一年，困难比预料的多，结果比预想的好。”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如是说。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平稳，国内生产总值达56．9万亿元，GDP增速为7．7％，物价与就业增长形势基本稳定，CPI涨幅控制在2．6％，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超过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刘世锦说。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已经和正在出现一些具有中长期意义的积极变化。“第一，中国经济的供需结构已经或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未来的经济结构将逐步转向以消费、服务业为主，更多地依靠内需，更多地从要素效率提升获取动力。第二，就业形势基本稳定，新增就业总量对经济增长下滑的‘容忍度’提高。第三，经济增速回落过程中，通胀水平保持基本稳定。第四，企业利润形势有所好转，亏损面没有进一步扩大。第五，率先回落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步适应新环境，呈现增长走稳的迹象。以上变化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数据中可看出。最后，社会各方对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共识在不断增加，对未来经济增长持有较为理性、符合实际的预期。”
争取较快转入中高速稳定增长的新常态
李克强总理的报告中提到，“经过认真比较、反复权衡，把增长预期目标定在7．5％左右，兼顾了需要和可能。”
刘世锦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仍有一定的下行压力，但如果宏观调控政策适度，全年平均保持在7．5％附近可能性较大。保持这样的增速，既有利于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也有利于逐步增强微观主体对中高速增长的适应能力。
刘世锦认为，与此同时，眼光应当放远一些，力争今后一两年实现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阶段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轨道或者状态。对此可以给出一个概念，比如“中高速稳定增长的新常态”。其含义是，中高速增长的“底”已经探明，比如说7％左右；这样一个速度能够稳得住，且能够持续较长一个时期，比如5年或者更长时间。
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刘世锦认为应具备若干特征，包括经济增长率从原来的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比如7％左右；经济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增长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的带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环境压力舒缓，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经济增长能够提供相对充裕的工作岗位，产业调整与人力资本结构基本适应；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化解；企业总体上能够实现稳定盈利，政府财政和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中等收入群体稳步扩大等。 但刘世锦也表示，增长阶段转换期的挑战和风险不容忽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突出风险主要有四个方面，分别是流动性风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问题。这四类风险通过影子银行、土地、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渠道，相互交织、相互传导，形成一个风险传递的循环，短期的改革推进和政策选择，都需要在有效管控风险与促进长期结构调整之间寻求平衡。”
可从五方面推进改革
“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李克强总理在数次讲话中反复提及改革的重要性，同时也被认为这展示了本届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
“在改革初期要特别重视改革增长效应，把那些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改革放在优先位置。”刘世锦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这样有利于调节利益关系，增加共识，为后续改革的深化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增长效应也是检验改革措施合理性的基本尺度。如果一项改革措施无法最终显示对增长的积极作用，其合理性将难以令人信服。
他认为，今后一个时期应着力从五个方面推进改革。
一是防控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当前财政金融风险隐患集中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等领域。应正确处理局部风险和全局风险的关系，通过改革强化约束、增进效率，以局部风险有序释放争取不出现系统性风险。
二是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改革。在这一领域的放宽准入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既要“放小”，也要“放大”。具体来说，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基础产业领域，放进去一两个大的竞争者，能够产生有效竞争。
三是以降成本为重点促进企业盈利模式转换。从国际和国内经验看，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和盈利模式，最根本和直接的体现就是降低成本。从广东、浙江等地的情况看，当前对企业转型升级形成严重制约的是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流通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和准入成本。降低这六项成本都亟待相关改革的深入和突破。
四是以服务业为重点，加快对外开放和对内放开。把服务业作为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点，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着力推进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对外开放。与此同时，更要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首先应允许国内资本进入，尤其对民营资本，要打破各种隐性壁垒，形成平等地进入、竞争、使用生产要素的条件。
五是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必须毫不动摇地持续发展制造业，重点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由低成本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关键要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通过竞争形成一批创新型行业龙头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