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6日刊载《进入稳定增长“新常态”的中国经济》一文，文章指，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正进入稳定增长的新阶段，不会有以往的巨大波动。然而这样的稳定增长“新常态”还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中国领导人推动经济重新平衡所迫切需要的。
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近宣布，2013年的增长将达到7.6%，比2012年的7.8%低。中国内外的分析家对这一点并不感到意外，因为2013年前三季度的增长已经是7.7%，加上主要的增长指标如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与出口，在第四季度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中国今年的7.6%增长虽然是15年来的最低增长率，但还是全球平均增长率的一倍，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这还是一个很可观的增长率。其实中国的整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相当庞大(在2013年近9万亿美元)，仅是7%的增长也意味在一年内，为中国增添印度尼西亚一半或印度三分之一的整体GDP。环顾四周，世界上没有一个大经济体，在2013年可以取得接近7%的增长。
至于2014年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增长，一般的共识是约7.5%，真正的增长率可能比这多或少0.1到0.2个百分点。事实上，中国政府2013年原先的增长目标是7.5%，最近官方对2014的增长预期也是约7.5%。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经济正进入稳定增长的新阶段，不会有以往的巨大波动。在可预见的未来，其增长将处于约7%的中等水平，任何偏离也只是远少于一个百分点的微差。
然而，这样的稳定增长的“新常态”，还是有其自身深远的含义。稳定增长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行经济重新平衡，和他的新一轮改革所迫切需要的。
从理论上来说，中等水平的稳定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日趋成熟，主要的高增长源泉逐渐枯竭。以国内固定投资和出口等为首的增长引擎，也因为结构与周期性原因而减弱。与此同时，单是国内消费并不足以促进高增长。
国内需求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国内投资，外部需求(或净出口)只占一小部分。过去10年(2002年至2012年)来，国内投资与国内消费平均占中国整体GDP的比率是53.2%与45.1%，外部需求只占2%。
中国的出口增长近年逐渐下滑。出口取得双位数增长的日子已一去不回。出口增长在2012年只是8%，在2013年也是约7%。由于成本和工资日渐上升，再加上人民币逐渐升值，中国的出口企业正迅速失去比较优势。
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由投资拉动的，尤其是在增长较缓慢时期。政府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来刺激经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便是例子。然而，这在2012年开始改变，政府并没有因为GDP增长放慢，而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来提振经济增长。
结果，2012年“国内消费”占整体GDP增长的比重，多年来首次超越“国内投资”，而外部需求(即出口)则维持负数。这个趋势延伸到2013年，国内消费相对于国内投资，占整体GDP增长的比率进一步扩大。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表明中国经济已走上新的增长轨道。
国内投资这两年相对衰微，部分原因是工业产能过剩、政府大力削减诸多臃肿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再加上对房地产的降温措施。
除了清理地方政府债务，中央政府也密切关注它们的借贷。最近，政府也以“信用评级”取代“GDP评级”来鉴定地方政府的表现。
但在政府终于解决了地方过度投资的问题后，也是投资猖獗与超高增长的日子成为过去的时候。这为国内消费(或是内需)最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铺平了道路。
然而，国内消费还未能在短时间内变身为中国增长的有力引擎。中国过去的高增长，就像过去出口导向型的东亚经济体(如韩国与新加坡)一样，基本上是由高水平的国内投资，及同样高的国内储蓄驱动的，国内消费也因此偏低。
中国2012年的国内消费总值占GDP的49.2%(以家庭消费算则是35.5%)，以国际水平来说肯定是很低的。相比之下，印度是56%，美国是70%。因此，要在短期内有效地把中国经济转变为以消费驱动的增长是不容易的。
因此，中国经济新的额外增长源头必须来自供应方面，即是要提高生产率，在中国劳动力已开始萎缩的时候，这尤其重要。无论在那里，生产率增长都有赖于技术上进一步的提升与创新。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显示了以习近平为首的新领导层所承诺的下阶段，经济改革与宏观经济重新平衡的重要性。
习近平最近于三中全会宣布的改革计划，被誉为是邓小平30年前启动改革以来最大胆的措施。的确，习近平更大胆地肯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这些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通过促进更高的效率与生产率，在维持中国未来平稳经济增长，即使是在7%左右的中等水平，的确非常关键。
许多同贸易与金融领域自由化相关的改革，包括人民币的进一步国际化，并不是新的课题，而是一直以来在改革中。但习近平新的改革计划，将提供所需的新的政治动力。其他较棘手的问题，如国有企业与农村土地改革，则更需要中央政府大力的介入和推动。
在真正实施改革时，除了制定新条例或“减条例”的自由化过程，最重要的还是建立良好的治理和更有效的司法制度。这两者都被认为是习近平改革计划中比较脆弱的环节。
简而言之，以习近平为首的新领导层在这个10年期剩余年头的焦点是改革，再改革，不是经济增长，更不是以GDP为主的经济增长。
从2014年开始，习近平需要稳健的经济增长，来让他逐渐在经济与社会层面推行各项改革。成功的改革将带来新的增长源头，并更进一步推动改革，来取得更多增长。
这是中共中央所预期，习近平把改革－增长联系起来，从现在到2020年将带来的正面效果。这将为中国在2030年前成为发达经济体铺平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结构将出现很大的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会有很大的改变。相关的重点问题是，党所扮演的角色应如何改变。(文/黄朝翰 译/叶琦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