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升
临近年关，很多部门和机构在做年度国际经济形势展望时，往往都会使用一个词语——不确定性，包括最近几年。比如，“世界经济存在不确定因素”、“国际经济形势依然充满变数”、“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上升”、“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等等。
回溯来看，美国经济自2010年以来就在持续复苏，并且越发强劲。政策环境上，2013年12月美联储开始启动量化宽松QE政策退出，从政策周期来讲，美联储在2014年将结束量化宽松，并在2015年底左右启动加息，进入加息周期。这意味着已经进入了未来持续5年左右的美联储紧缩政策周期。从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上，美国目前都“很确定”。
2010~2012年的欧债危机，反复曲折、不确定性很多。但从2012年欧洲央行出手之后，实际上欧债危机就已基本结束了。2013年初的塞浦路斯事件，是欧债危机的底部，而不是加剧。整个2013年，欧元区边缘国家国债收益率持续趋缓，欧洲股票市场大幅上涨，欧元汇率对美元全年获得升值。经过2013年的确认，尤其是顺利经过了2013年6月美联储QE退出的预演，加上2013年10月欧洲央行与美联储签订长期货币互换协定得到未来保障，欧元区从2013年开始也正式走出低谷，迎来向上的展望，没有“不确定性”了。
不仅美国和欧元区经济的复苏得以确认，观察看来，英国、日本也已日渐实现“确定性复苏”。
在2008~2009年，使用“不确定性”来描述美国是合适的。在2010~2011年，使用“不确定性”来描述欧元区是合适的。但站在2014年的开始，展望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美欧领衔发达经济体已经实现了确定性复苏，再使用“不确定性”一词，在事实上已不再合适了。
与2002~2007年美国经济的繁荣周期不同，当前美国经济复苏对外部经济的拉动作用大幅下降。这是由于美国在制造业、产能等供给侧的复苏，部分起到了“进口替代”的作用。欧元区的变化则更为彻底，目前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的顺差，加入了全球出口竞争。加上TPP、TTIP等新的贸易格局的影响，发达经济体复苏，但全球外部需求减少，这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实体经济层面面临的新环境。
在金融层面，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紧缩，以及美国财政政策的相对紧缩，在推动进入新的全球金融周期（Helene Ray: global financial cycles）。在这一新的全球金融周期里，新兴市场是国际资本的弱势方。这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层面面临的新环境。
自2010~2013年，美国股市顽强向上，在市场不断的质疑声中不断上涨。欧洲股市则在2013年迎来了国际资本的青睐。2013年市场流行的是“多发达市场、空新兴市场”的股票投资策略，美国即便很多命名为“海外投资基金”的股票基金，也不断从外部市场撤回资金，转投美国市场。
观察过去两年的舆论环境，有两个事实被误判：一是美国经济复苏的确定性被误判，二是所谓欧元崩溃论，关于欧债危机的深度被误判。如今这两个观点已基本从主流成为非主流，市场对美欧的判断趋于“确定性复苏”。
在如上美欧发达经济体“确定性复苏”的新周期下，全球经济正出现发达市场与新兴市场的“大分化”，新兴市场之间也在出现分化。韩国等个别新兴市场经济体被国际资本定义为有避险资产属性的向上国家，而印度等众多脆弱的新兴市场则是风险资产属性的向下国家。
在这一图景之中，中国会向上还是向下？这已与外部环境无关，而系于中国自身。中国首先需要降低自身高杠杆、高债务的系统性风险，其次需要通过改革创造红利推动经济转型。
如若不然，展望2014~2018年的美联储紧缩周期，市场可能会在美国增长3%~4%和中国增长5%~7%之间，选择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