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文（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所所长）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进一步强调，要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完善并创新区域政策，重视跨区域、次区域规划。
打造中国经济“第二春”
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近现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城市密度最高、经济活动密度最高的两大经济带。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起始于东部沿海地区。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浦东，率先改革开放，产生带动效应，沿海经济迅速崛起。当时，也曾经有人提出“弓箭型”发展战略，即以沿海地区为弓背，以长江流域为弓箭，张弓搭箭，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
但是，由于分税制改革后逐渐形成的区域性竞争发展格局，以及全球制造业中心转移，制造业外资又扎堆落户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结果，出现了“弓背强、弓箭弱”的发展态势。
同样，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最初设计是“一龙头、三中心”，所谓“一龙头”，就是要求能够带动长三角以及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这一战略目标实际上也没有很好地实现。由于外部行政分割和内在政绩追求的影响，沿江省市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甚至以邻为壑，统一的市场环境始终难以真正形成，跨区域经济合作和联动也一直停留在很低的层次上。
30年以后的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前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扩大内需，这是最大的结构调整。潜力来自于差距，扩大内需的潜力来自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逐步缩小。如同李克强2012年12月28日在九江主持召开的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上分析的那样，中国6亿多农民与6亿多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超过3倍，东部地区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中西部最低只有1000多美元，这两大差距的逐步缩小，能够成为“发展的潜力和富民的动力”。李克强的判断是：“内需潜力东部有，中西部回旋余地和发展空间更大，沿江地带是重要的战略支点。”
缩小城乡差距靠城镇化战略，缩小区域差距，不能仅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从根本上说要靠区域协调发展。以流域为纽带，以沿海为带动，以腹地为重点，东西联动，梯度推进，共同发展，不仅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而且是打造中国经济“第二春”的重要战略选择。由于黄河已成为地上河，不能航运，中国最大的航运通道就是长江了。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打造，在相当程度上需要长江流域经济的进一步崛起进行支撑。
“三三制”发展战略
长江流域的战略地位很重要，发展条件很优越。首先是地理区位，贯穿东西，中端南北；其次是资源禀赋，全国2/5的水能资源，1/3的粮食生产，1/2的内河航运里程，承载全国85%铁矿石、83%电煤、87%外贸货物的运输；再次是发展潜力很大，流域人口占全国36%，GDP总量则是37%，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仅处于全国的中位数，如若能够有效提升“黄金水道”的含金量，进而促进流域经济的优化整合和转型升级，那么，对于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将作出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长江经济支撑带的建设，可以沿袭一个“三三制”的发展战略。
“三点（上海、重庆、武汉）合力，带动一条线（长江黄金水道或流域经济）”。以点带线，以线及面，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方略中最为基本的战略思路。
“三流（物流、人流、资金流）整合，支撑一个面（中国经济）”。长江经济带，关键词是一个“带”。之所以成为“带”，需要的是相互连接。没有连接，各自为政，形成的只是零星的碎片。靠什么连接，行政性合作固然需要，但更需要市场层面的经济连接。在市场层面上，产品和产业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市场平台，是物流、人流、资金流的有机整合。
“三管（改革、开放、发展）齐下，努力打造一个历史新纪元”。
这里所说的改革，指的是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尤为重要的是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去行政化”改革，打破行政区划的藩篱。
这里所说的开放，有两层意思：一是上游对南亚和东南亚的市场拓展和经济合作，尤其是建成中巴、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下游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二是通过开放促进改革，带动发展。
这里所说的发展，特别强调依托三大城市群（上海自贸区、长三角规划区、长江中游、成渝），做强三大航运中心（上海、武汉、重庆），整合七个区（长三角、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两型社会、成渝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最终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形成转型升级新的支撑带。
推进长江中上游腹地开发，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7月视察湖北讲话的重点，他认为“长江航运发展不能只盯着国际市场和长三角地区，一定要向内延伸到整个流域”。李克强总理也曾强调，“中部地区、长江流域是缩小区域差距的突破之地，就像下围棋，既要抢金角银边，又要在中间谋势布局。”
上海及长三角的龙头作用
上海及长三角地区，位于中国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的交汇点，独特的地理区位和经济地位决定其必须承担五项重要任务：
第一，发挥龙头作用，带动流域经济整体发展。2007年5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上海九次党代会上，要求上海立足国家战略，站在全局高度，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积极促进与长江流域、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互动发展。依托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以合力建设长江‘黄金水道’为重点，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随后，他又从长江下游跑到了长江上游，希望沿江共同推动长江黄金水道建设，优势互补、携手合作，积极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合理布局，加快产业联动，努力做好长江流域经济开发、资源整合和长江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和利用工作。2013年3月，新任总理的李克强同志首次出京考察，就对上海和江浙皖的领导同志提出要求：“长三角是长江的龙头，龙头摆起来，龙尾就可以甩起来。”
第二，率先打破行政分割，建立起统一的市场，再延伸长江流域。这对于形成完整完善的流域经济至关重要，目前长江流域行政分割问题还比较严重，区域之间没有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产品要素和资源制约流通受到限制。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方向，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上海以及长三角地区的基础性条件比较好，已经走在了前面。李克强总理特别注意到，昆山现在与上海电话都用了同一个区号，不仅表示很高兴，而且提出希望：“你们统一的大市场要逐步使之成熟，再逐步辐射到腹地。”
第三，率先进行改革探索，创造出成功的经验，再推广长江流域，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和带头作用。上海以及长三角一直记住李克强总理当面交代的那句话，“你们承担国家所需要的任务，就是在稳定经济的同时率先实现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创造出独特的经验，进行推广，带动腹地，而且你们在一些方面可以创造经验，在许多领域可以创造独特的经验。这些经验在你们是独特的，但逐步就可以变成普遍的。因此，我们愿意支持长三角先试先行。”
第四，在实现上海以及长三角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同时，促进本地企业和跨国公司随着产业链的拓展和市场平台的延伸，实现向中西部地区的要素转移和产业转移。从沿海开始，然后沿内河溯流而上，是许多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发展道路，其中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学习。
李克强总理2013年9月21日在国家发改委呈报件上再度批示：“沿海、沿江先行开发，再向内陆地区梯度推进，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请有关方面抓紧落实，深入调研形成指导意见，依托长江这条横贯东西的黄金水道，带动中上游腹地发展，促进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打造中国经济新的支撑带。”
第五，上海自贸区可以为长江经济支撑带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做出特别贡献。也就是说，上海自贸区通过加快制度平台和服务平台的建设，吸引世界五百强的亚太营运中心，进而产生或增强对长江流域的经济扩散；同时，努力建成支持本土跨国企业海外拓展的前进基地，进一步促进长江流域的货物贸易和产业经济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和互动。（支点杂志2014年1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