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政策上、法律上支持民间智库的发展，充分发挥智库在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11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北京卓亚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周成奎在出席清华大学“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学术探讨会上呼吁。
社会发展急需智力支持，催生智库升温，但智库发展中的缺陷随之显现。这也成为高层力推“新型智库”的重要背景之一。
智库“谋新”
“智库”正频繁出现在高层声音和公共领域中。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这也是继十八大报告里明确提出“发挥思想库作用”后，高层再提对智库建设的考虑。
随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称，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亦是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提“智库”概念。
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习近平强调，“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这既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也为各类智库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周成奎看来，智库发展迎来最好的时期：“中国特色智库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重要推动者和参与者。”
对于目前国内智库发展的问题，周成奎深有体会：“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参与了卓亚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创立，自己体会到一些酸甜苦辣。”
高层总结我国智库发展的问题为“不适应、跟不上”六个字。
“最核心的问题是，国内各类智库很多，结构不够合理。”周成奎说，“国内智库可分为官方、半官方和社会（民间）智库三类，但是目前看，民间智库是短板。”
周成奎表示，过去，我国的官方智库和半官方智库的发展远远快于民间智库的发展。这两类智库优势非常明显，即与决策层关系密切，可以直接为决策制定服务。
成于斯，也困于斯。
“受制于所属部门和单位，首长意志或看法能直接影响智库的研究；甚至，有一些官方智库就是领导的写作班子，主要任务是起草讲话。智库研究缺乏独立性，将直接影响智库研究的质量，同时，对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也会造成影响。这是官方和半官方智库的明显缺陷——研究独立性不够。”周成奎说。
“命门”何在
上述缺陷，民间智库正好能够弥补。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民间智库的发展不尽如人意。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认为，我国智库真正科学化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形成，特别是官方的或者准官方的智库，行政依赖还比较重，民间智库赖以生存的基础，如资金筹措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平等竞争机制等，也都比较缺乏。
周成奎介绍，我国现行的干部管理制度、财税体制、政府政务公开等体制机制应当配合现代智库的发展。
“以干部管理制度为例，国外智库是‘旋转门’，政府官员、企业人士和智库研究者可以相对自由地轮转。而在我国，因为行业壁垒、领导干部思想观念等原因，‘旋转门转不起来’。连领导干部退休后做社会兼职，还要求只能做一个，且需经过批准，还不能超过70岁。”周成奎说。
有观点认为，领导干部退休参与民间智库的建设，能够帮助智库更好理解政策、把握政治方向，能够对智库研究提供有益的引导。
比起干部管理制度，财税体制更是掐住了民间智库发展的“命门”。以国外民间智库为例，通常有政府拨款、委托研究、社会捐赠、出版发行等多种资金来源。
但是这几项在国内走得并不畅通。
“去年，我所在的卓亚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想申请一项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但就因为是民间智库的身份，没有申报资格，只能退而求其次，依赖其他院校来完成申报，”周成奎不解，“为什么民间资本可以建铁路，却不能让民间智库研究问题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国强认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体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顶层设计。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良性运行机制，在智库制度机制设计上，要处理好官办与民办、公开性与保密性、封闭性与开放性、国际性，以及智库发展的单一性与多元性、政治性与所谓独立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