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时下的中国而言，传统的产业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市场容量就那么大，许多企业都已经成长为行业的龙头，提升的空间依然不大。当大量的企业进入成熟期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边际利润的空间。由于传统产业都是采取人海战术，依据的是成本优势，随着要素价格的逐步上升，这种优势已经逐步丧失，自然边际利润的空间就非常少。别看一个规模挺大的企业，如果单从人均创利来讲，还不如一个几十人的小型新兴企业。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传统产业进入门槛低，竞争激烈，自然边际利润就低，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行业竞争充分时，企业的经济利润趋向零。所以传统产业挣的都是辛苦钱。有很多企业不愿挣这辛苦钱，就会想点歪门邪道，比如尽可能多地排污；尽量采取假冒伪劣的原材料生产产品，如此等等，其本质都是试图通过向社会转嫁成本费用，来增加自己的边际利润。当然，地方政府和居民也不是傻子，被蒙蔽一时是可能的，但要让人们一直忍受企业的这种占便宜行为，则是不太可能的。于是，对各个地方来说，传统产业转型也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转型可以通过企业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增加创新投入、进入新兴产业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来降低污染、改进产品质量等来实现。无论是哪一种转型，都需要一定的基础和过程，只能慢慢来，没法一蹴而就。经过三十余年的市场化改革，资本的流动性已经大大增强，国内资本的积累也非常富足，转型所需的资本条件应该说是具备的。同时，为了促进转型，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有利的政策和制度。那么时下转型最缺的是什么？其实就两样，一项是技术，一项是人才。而这两项具有共同点，就是科学知识水平。由于前三十年的改革大家都去追逐制度红利、人口红利之类的，说到底就是追逐制度变革时期所产生的一系列租金，而随着制度的逐步规范，这些租金渐渐消失的时候，要么采取设租的办法，保持和扩大租金水平；要么就像无头苍蝇似的，到处寻找新的租金机会。这就是为何大量的资本总是涌入资源和地产行业的缘故。因为这些行业恰恰是现今租金丰厚的地方。
由于寻租的发展模式主导了资本的流动，使得人们并没有激励去耐心地实现知识积累，这直接体现在企业创新投入不足；大学外延式地增长；地方政府只关注基础设施，而不关注教育投入等。结果整个社会人口数量很多，大学学历获得者占比急剧上升，但科学知识存量并不见得增长，人力资本显得匮乏。这就是我们在劳动市场上所能观察到的：招工难和用工荒并存的现象，这种现象显然阻碍了经济转型的顺利实施。都说资本是逐利的，但这个利字其实有讲究。是引导资本追逐短期租金，还是引导资本追逐长期的合理的盈利？这取决于增长的模式，其背后就是政策的逻辑。当然，过去的已然过去，再懊悔也无用。关键是现在我们能否找到合理的增长模式。流行的说法是，要从过去外延式的增长向内涵式的增长转变。这其实是句废话。只要我们强调增长，而不是过去增长所失去的东西，那么你把企业换个马甲，那也仍然是外延式的。好比我们现在的大学，看起来是生产知识的，但其实是外延式的，只注意招生规模，不注意学生培养质量。所以不能通过表面的形式来划分增长模式。关键还得看本质。
这个本质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理解清楚增长可能带来的后果。一般认为，但凡增长都会导致财富的增加，这应该没错的。问题在于，谁的财富在增加？假如说增长仅仅是一部分人得益，而大部分人并没有得到好处，甚至一种增长把一个群体排斥在外，那么这种增长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增长，而只不过是GDP的数字游戏。按照经济学的最优定义，假如我们权且认可帕累托有效这个概念，那么一个有效的增长也应该是在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到改进。我们不能拿着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来为当下的增长辩护，假如一个社会有100个人，一个人的财富增加了1万元，而其他99个人财富损失了9999元，卡尔多和希克斯说，这个社会改进了，为啥呢？因为社会财富增加的部分减去损失的部分还有正的剩余！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常常被人无视，那就是：除非改进的那个人能够拿出9999元补偿99个人的损失！否则这就不能称之为改进。因此，增长的本质在于，当财富不断增加时，随之启动的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再分配机制，这个再分配机制能够包容社会上的不同群体，让其自动分享增长的成果。政府通过市场化改革促进了财富增加，但同时还应该通过合理设计社会政策来实现社会包容。而不是像现在的增长模式那样，把产业转型过程中的剩余人口以及城市化过程中的移民排斥出去。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后续还会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