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广东是内地第一个跨过“万亿GDP俱乐部”的省份。12年后，在中国内地31个省份中，23个已经迈过万亿元门槛，约占全国的2/3。当大家几乎都跨入万亿门槛的时候，一直唯GDP数字是尊的GDP“万亿俱乐部”的存在便有些可疑了。
东部省份开始对GDP降温
2012年，北京、上海的GDP增长预期目标只有8%。2011年，北京GDP增长率是8%，上海是8.2%。
这样的增速调整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看来是一种正常表现：“上海是经济放缓最早的，当越来越多的省份GDP进入万亿时，越来越多的省份增长速度也正在放缓。经济提速是由南而北推进的，减速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态势。单纯地说谁进了万亿，没什么意义，因为全国这么多省份地域有大有小，人口有多有少，青海500多万人、西藏300多万人，很难与其他省份比拼GDP。”
然而，中西部的一些省份仍处于“高烧”状态。除了山东2012年9.5%的预期目标略高于全国平均的9.2%以外，中西部及其他地区GDP增长目标均在10%及以上，贵州省目标最高，达到14%，其次是重庆，达到13.5%。内蒙古、陕西、海南等省份的增长目标也都达到了13%。
“GDP大，并不意味着人均GDP就大，因为很多地方是按人口计算的。而全国各地人口悬殊很大，所以，GDP数字并不直接反映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如果说做大经济蛋糕，壮大全国乃至各地经济总量，是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的主要任务，当越来越多的省份进入万亿，意味着这一任务已接近完成。接下来，经济转型，必然要淡化GDP。
用“GDP含金量”取代“GDP”
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冲动正在考验我国“十二五”经济发展“调结构、促转型”的主题。
近年来，各地纷纷喊出了告别“唯GDP论”的口号，然而对于GDP的依恋，各级政府是否真的能做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呢”？事实上，虽然各地政府考核系统都在建立一揽子指标，各项考核内容逐渐丰富，但很多地方官员仍然难改GDP的路径依赖。
根源在于中国原有的核算体制。中国原有的GDP统计系统采取的是累加制，全国GDP数据需地方层层上报。目前我国的GDP核算制度实行的是分级核算：国家和地区统计部门各自核算本辖区范围内的数据，即国家统计局负责核算全国的GDP，各省、市、县统计局负责核算各地区的GDP。
无论哪种核算制度，地方都需要统计当地的GDP。由此导致某些地方官员将GDP指标看成是升官发财的筹码，甚至为了取得可观的GDP指标，罔顾生态与环境。
应该取消“GDP崇拜”，而非GDP指标。“国家需要统计GDP，但各省份不一定要考核GDP。其实很多国家都不会去统计地方的GDP。”王一鸣建议，不妨选择一些地方进行试点，例如，在一个省试点不统计地市的GDP，看对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对官员的考核，“可以更多用公共服务指标来考核，比如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这是地方政府的第一职责。因为老百姓并不关心GDP，GDP高了未必收入就高。”
“不是说不应该重视发展GDP，而是说要GDP科学增长，要让GDP增加的正面因素最大化、负面影响最小化，要让GDP含金量越来越高，我们需要能够带动就业、提高百姓收入、改善民生的GDP增长增速。”杨开忠说，幸福指数应成为发展的指标。
地方总和为何超全国
31个省份的GDP总和超过50万亿元，比国家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多出3万多亿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认为，这种数据的差异除了统计技术与口径的差异外，还与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利益，追求增长的冲动热度未降下来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