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想要崛起时，世界能否为他让路？
许多中国企业家会在私下聊天时表现出对中国在长期决策问题上混沌难清的疑虑。中国在过去的十一个五年计划中产生了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却没有一届常委在接任之初就被压上如此明确的重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称，这两个指标的指导性、方向性更加鲜明。他还进一步解释道：“将人均收入翻一番指标写入党代会报告，显出今后我们更注重百姓生活幸福度。”
难以否认，如果未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能够和GDP同比发展，中国经济将走向一条康庄大道。在实施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有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大学生人数迅速上升，足够为任何一种高利润行业提供支持；拥有398.4万公里的公路里程，城乡间被庞大的交通网相连接；国内形势相比其他新兴经济体都要更加稳定；诸如此类的优势，不胜枚举。
但同时，中国又是世界的加工厂，中国资本“量大质低”；国际形象不佳；地方政府唯GDP论；居住环境恶劣；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也深植在经济发展中，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艾四林就提出过这样一个疑问：“提出收入倍增计划以后，老百姓可能会关注两个问题。一个关心自己在收入翻番里占有多大比例，不要被增长；第二个就是收入差距问题，如果只是强调量的倍增，而不考虑质的问题，这会引起社会的很多的矛盾。”
这种矛盾在之前一直通过经济的高速发展来进行掩饰，但现在这种方式却已经展现出病态。一直以来，中国高速增长的源泉在于要素红利、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共同作用，这三大红利支撑着中国低通胀高发展了30年，不过，随着制度变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的减退，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和用大量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支撑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样的现象正在通过网络和电视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中国产品正在被世界多个国家以反倾销的理由拒之门外；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会被冠以威胁国家安全的罪名强制取消；中国多个仓库堆积着可能要用数十年才能消化完的产品；各个网站的微博上精英人士不满言论被定期删帖，但即使如此，其影响依旧巨大。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马上结束，但可以肯定，这些现象给了中国政府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更加警醒的认识——必须开始着手改革。
美丽风暴
在进入2012年后，世界各国政要突然发现，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承认，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决断力正在与日俱增。今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吸引了2,732名记者参加，其中境外记者达到1,704人。这是一个让人惊讶的数字，记者人数不仅远超十八大参会代表，也超过了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外媒记者人数。
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在这一届代表大会上透露的内涵远比各国记者希冀的要多。这一点在已经卸任的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开幕式的发言中就显露无疑。在这份可以被分为12部分的报告中，胡锦涛主政时期着重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推进祖国统一等五项任务，并首次提出五位一体理念和“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构想。某些乐观的人士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构想，它在未来将改变世界的格局。”
如果单从字面意思来看，美丽中国会被很多人局限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中国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就认为，这一提法代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更加丰富：从物质层面看，美丽中国包括资源利用、国土开发、环境修复、防灾减灾等丰富内涵；从精神层面看，美丽中国还需要美丽心灵，这意味着较高的生态文明水平，体现在人的生态价值观要进一步提升。
这样的理解在很多西方国家已经足够，但是在有着5,000年历史的含蓄民族身上，这样的理解还远未够格。我们可以试着把大会时间往前回放几天，在今年10月初，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的一本新书，书名叫《论中国》，在这篇著作的扉页上这样写道：“中国的政治家们在面临内忧外患之际，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战略思想准则，崇尚敏锐、耐性和迂回超过武力征服。”更有趣的是，这次美国大选终极辩论的压轴话题又是中国标题—《中国的崛起和明日的世界》，在辩论开始，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让很多人大跌眼镜，他说：“只要中国按世界规则行事，那么他既是一个对手，也是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潜在合作伙伴。”竞选人罗姆尼也一反在中国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认为只要中国能够表现得负责任，在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和中国合作协调。
这样明显的“媚眼”自然会让中国政府心有灵犀。所以，在十八大开幕式上，胡锦涛不仅重申了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还提出了美丽中国的“含蓄”框架。这不仅是对近来日益紧张的周边局势的一个注解，也是未来中国和平崛起的承诺。
一直以来，中国很难融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在西方看来，中国认为世界危机四伏，像一个有疑心病的莽夫；在中国看来，西方社会从未给过自己真的认同，对自己的疑虑从未停止。“这样的根源在于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在全球，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这必然造成了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沟通困难。”
这种困难实际上已经拉扯了中国前进的脚步。在世界众多的国家中，除了俄罗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与14个国家接壤。这样的地理环境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一把双刃剑—众多的邻邦既意味着更多的贸易机会，也意味着更多争端的隐患。在过去10年里，亚洲的大部分国家都深化了它们同中国经济的相互依赖，但却没有一个完整的沟通平台和政治秩序。这样的环境对中国未来的不利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如果要建立起正规的组织框架和与经济政治力量相符的亚洲新秩序，就要求中国在世界面前改变固有形象，这对心有芥蒂的国家（在过去70年间，中国与印度、俄罗斯、韩国和越南有过战争）并不容易。
当然，中国难以融入世界并非完全是因为形象不佳。中国经济曾经徘徊在世界贫困国家之列，即使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还是有很多西方国家坚定地相信，中国依旧是个文明未开的土包子，没有和自己平起平坐的资格。在这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西方社会肯定还是会习惯地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在这时，单纯以美丽老好人形象示人的中国又会掉入第二个尴尬中—中国很可爱会变成中国很软弱。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忧虑，中国新一任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在常委见面会上引用了最为通俗的一句谚语：“打铁还需自身硬”，给新阶段的中国的美丽定位定下了基调。
老好人的新举措
实际上，涉及中国的问题总让世界很纠结，这在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要求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以往，中国总是因为在国际贸易中出口额过大而被各国指责，但在今年3月，这种指责却掉了个弯。3月13日，美国、日本和欧盟开始抱怨中国出口太少，进而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声称中国正在不公平地限制钨、钼和17种稀土元素的出口，面对这样的指责，中国的反应直接而激烈，以“毫无依据”为由进行驳斥。
这样的反应得到了欧美各国同样激烈的回应。美国参众两院迅速通过了一项奥巴马签署的法案，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美国能在中国和越南等国家对其市场出口的商品进行补贴或是执行倾销策略时征收惩罚性关税。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秘书局局长兼办公厅副主任沈丹阳也拿出了一组让人吃惊的数字，今年前三季度，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发起55起贸易投诉案件，同比增长38%。自1995年有统计以来，中国已连续17年成为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对此，沈丹阳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有三项：“首先，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使很多国家不平衡。其次，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其他很多国家有很大不同，容易成为西方打压的借口。第三，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才20年，目前仍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容易授人以柄。”
不过目前这种情况似乎正在迅速改善，中国管理层开始越来越喜欢在国际规则的框架内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今年9月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光伏电池发起反倾销调查事件中，中国政府作出的反应让世界为之一亮，它不仅巧妙地利用经济危机时德国在欧盟的特殊关系加以游说，还迅速开启自身市场为本土光伏企业提供支持。虽然最终欧盟委员会依然对此事进行了升级调查，但富有新意的是，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懂得在世界贸易规则下进行运作，相比之下，中国光伏企业显得落后了。
北京大学世界新能源战略研究中心的吕文娜认为，中国企业应当注意在国际贸易中依法维权，在美国光伏双反案中，中国有90多家企业被制裁，但只有1.5家民营企业拿起法律武器自主维权。其中浙江温州的一家民营企业，依法在整个调查过程坚持抗争，最终成功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其产品不被认定为倾销；浙江一家民营企业接受了调查，提供了证据，仅仅被处以140%的关税制裁。其余90多家企业，多数都是国有企业，却被处以240%的关税制裁。他们不出席法庭，不委派律师，不接受调查，不提供证据。结局如此，又怎么能完全责怪别国司法机关的不公裁判呢？外交上的抗议是必要的，政治上的交涉也是重要的。
这一点上，中国的另一家民企三一集团对美国的态度转变就可圈可点。9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三一集团关联公司Ralls公司（罗尔斯）在美国俄勒冈州一军事基地附近兴建4座风力发电厂，并要求罗尔斯公司在两星期之内从上述场地撤走全部财产和装置，并且在90天内从这个风力发电项目中撤出全部投资。
对此，三一集团董事向文波在起诉奥巴马政府的新闻发布会说：“不起诉解决不了问题。大家知道我们在美国受到不公正待遇，这个命令是奥巴马总统下的，不起诉他起诉谁呢？我们这次开新闻发布会，是要告诉公众，三一在美国到底干了什么事，我觉得我们是依照美国的法律在美国进行了一项非常正常的投资，我们没有干什么伤天害理，更没有干什么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事，我们不开这次会议不足以解释这个事情的真相。”向文波的这番话让很多中国企业家深受鼓舞，并表示将会密切关注此事的发展。
暗淡亦或光明
这样的转变正是中国政府目前需要的。在十八大召开之前，苏格兰皇家银行就发表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苏格兰皇家银行预计中国政府可能规划更宏大、更全面的经济再平衡、结构调整和全面城镇化策略。而一些善于从政府报告中发现蛛丝马迹的分析师更是声称从中看到了中央再平衡的决心。他们称：“政府将在今后几年内通过解决再平衡问题，使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下去。”
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R•拉迪在他的最新著作《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中提出了中国众多不平衡之处：个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非常低，而投资比重过高；制造业规模太大，服务业规模太小；官方持有前所未有的巨额外汇储备；房地产投资规模越来越庞大，增长速度很可能不可持续。并附了自己的建议：“中国决策者要实现恢复平衡的目标有几种政策可供选择，其中核心是金融体系的深化改革。”
实际上，中国的金融市场从2011年就已经开始改革，根据当时指定的方向，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交易区间；提高外国公司对国内证券市场的投资上限；放宽存、贷款利率设置权限等。可问题是，中国在金融上改革的速度很难追得上欧美各国印钞与发债的速度。财经评论员周克成认为，美联储启动QE3毫无疑问也会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甚至会引起世界主要货币的竞相贬值。
这必会使中国的输入性通胀更加严重，不久前，大摩全球策略团队发布的报告中再次提出，中国内地经济已在筑底，具备估值优势的A股是分享中国内地经济复苏成果的最佳机会所在，看好银行、能源、房地产和IT等板块。这直接造成港币连续呈现升值压力，从10月开始，香港特区金管局就由于大批资金的涌入，甚至在一周内四次入市承接美元抛盘，变相向香港市场注入了144亿港元的流动性。
对此，中国很多分析人士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QE3的扩大规模和热钱涌入加剧了中国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复苏的成本。为了应对热钱的涌入，央行行长周小川不久前也表态，央行将对热钱保持高度警惕。一旦短期资本流动异常，央行将通过管理手段进行调节。
这样的表态或许在时间上无可挑剔，但是通过管理手段进行调控却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也正是因为如此，十八大上，中国政府才会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放在单独一章；中国政府的布局才会由过去的“四位一体”变为“五位一体”，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斯坦福大学第一任校长戴维•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曾有句名言：一个人只要知道上哪儿去，全世界都会给他让路。现在，中国好像已经找准了自己的目标，但世界会为他让开道路吗？
同样的经济学
不一样的解释
—经济语录摘编
用阴霾来形容欧美经济已经快五年了，而这个词似乎还可以再用一段时间。与欧美相比，中国因经济增长强劲被放到了全球经济引擎的重要地位。中国的经济数据还在颠簸地维持上升，但是这些数字的背后隐藏着玄机，中国经济存在问题。对于中国如何深化改革，怎样推进开放，经济体制改革要走什么样的路等等，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却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专家学者们学习过同样的经济学原理，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却各有特色。
改革的共识与差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在原来的命令经济体制下开辟了一片市场经济的新天地。但是原有命令经济的遗产还大量存在，这就使得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够延续，并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寻租环境。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人们形成了改革的共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政府和市场之间有一个发展关系。在西方，一开始是对立关系，后来形成伙伴关系，当然在我国一开始由于我们的特殊政策，改革开放的时候，政府对市场建设很支持，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的时候，它的职能就要转变。以前政府跟市场功能不是完全分开，政府在招商、立项目等方面参与过多，还没有建成市场经济应有的规律。现在十八大报告提出来，要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不能包办，不能越位，不能缺位。
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从经济改革的全局来看，未来5到10年，中国要解决好两个系统性的改革问题，一是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制，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根本上实现地区、人口、资源的协调，缓解收入分配不公，这涉及土地、社保、就业、工资等多方面的制度改革；二是提高创造能力，建立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建立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的良好对接机制，使技术、管理、品牌、创意等知识类的生产要素能够逐步发挥像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一样创造财富的作用。
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中长期而言，最重要的是，是否能够继续改革的道路，通过更多与更深入的经济改革和与之配套的制度改革，包括从邓小平到温家宝都强调过的政改，使舆论的力量得以加强，使当前的分配太不平等、权力的滥用与权钱勾结等重大问题得以缓解，而不发生异常重大的突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已经相当严重，改革势在必行。关键是从根本上解决垄断部门的利益侵占（或利益输送）和国有部门的行为约束，以及减少、规范灰色收入和整治官员寻租腐败问题。
对发展的研判南辕北辙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国经济8%的增长将维持2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确实面临着问题与风险，但就此认为中国将从此陷入低增长通道是不对的。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和开放社会研究所主席索罗斯：中国政府正准备应对经济或将无法保持8%“想当然”增速的局面。中国经济增速恐滑落至8%以下的诱因就在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需求锐减；有人对中国模式能维持多久存有疑问，中国当局已经开始准备应对不利变化，即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会出现更低的增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我们的生产究竟是为了什么？应该是为了吃的好、穿的好，但现在不是这样，我们现在消费是为了生产。为了保8%，所以必须要穿衣服，所以给你补贴买家电，吃饭和穿衣都是为了保一个数字，我们走到这一步很可笑，这是理念的错误。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我们预计未来10年中国维持在8%的增长速度，如果居民收入维持这样的增速，也就是未来10年中国的居民收入翻一番。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再平衡之中，而这个过程不仅是贸易顺差的平衡，更是经济结构的调整。
国有资产要不要继续挑大梁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国有企业占领的资源，矿山、煤炭，他们不交税，或者交很少的税，他们的贷款是比较宽松的，民营企业就非常艰难。很多行业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比如说电信、电力。另外，国家用各种借口强制收购民企，借口说你技术落后、不安全，就把你收购掉了。不安全可以解决，但是，不是用关的办法解决，是帮助它改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宇：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要不断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世界工厂是褒是贬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龙永图：转型，并非淘汰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中国几十年后，甚至百年后还会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并不断拓展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在价值链上延伸，促进中国产业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我们从历史的数据看，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决定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转型的成功与否，决定了结果的差异。历史数据显示，在发达经济体转型的过程中，它的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普遍高于制造业，正是因为有这个高，所以转到服务业才使得它整个劳动生产率更高。
对开放的满意度不一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周年，10年来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在国际贸易、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与国际成员一起取得了共赢的发展。入世10年来，中国吸收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水平显著提高。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已经由2001年的469亿美元增加到去年2010年的1,147亿美元。我们积极吸收外资，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全方位的开放。
原美国财政部部长鲍尔森：对贸易来说，我希望在这方面我能够变得更加乐观一些。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很快可以达到一个全球贸易的循环会谈，而且中美之间的会谈将有很多，比如说不同行业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对某些部分的开放程度，尤其是贸易方面的监管，不仅仅是税收方面的问题，金融监管在经济危机中是比较好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解决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更自由的国际贸易，特别要提的是，如果中日韩三国真正实行自由贸易区的话，中日韩走出危机的速度就要快得多。
法国外贸部长妮科尔•布里克：中国今天面临着一个关键时刻，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谁都不能忽视的市场，未来中国将继续开放还是关闭市场，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中国领导人面临着非常复杂艰巨的任务和挑战，经济转型将给中国带来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大家对中国发生的事情非常关注。希望看到一个继续开放的中国。
未来的不确定性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2013年我相信还是一个难中求稳的过程。2013年比较艰难，因为国际形势仍然是非常混乱，尤其是美国，美国大选之后，经济形势会非常混乱，因为有“财政悬崖”的问题。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2013年的外部环境不比2012年更复杂。它是很复杂，会一波三折，会有很多的影响，但是不比2012年更加复杂。包括欧债危机、金融市场的动荡、世界经济复苏的形势等等。这样的判断比较有利于从政策的角度的前瞻性、政策性判断。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这样复杂的全球形势下，再加上国内宏观经济自身也存在问题，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除了要保持足够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外，还要在不断研究观察的基础上留有调整的余地。
开放挽救危机
—访中国欧盟商会高级商务经理Mark Rushton
中国、美国和法国，这几个大经济体都换届了，不少欧盟国家在去年也换届了。现在各国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也相应地会出台一些政策。我认为，难的是如何把这些政策真正落实下去，而且是长期实施下去
| 文 •本刊记者 陈曦
《中国新时代》：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之后，您所感受到的企业经营状况有什么样的变化？
Mark Rushton：全球的经济放缓了，尤其反映到消费市场，美国和欧洲经济也减慢了。欧盟商会是代表在华投资的欧洲企业的商会，我们所感受到的危机之后的经济环境可能有所不同。实际上，我们对于现状比较满意，欧盟的企业经营情况还不错。我们的企业在中国投资，瞄准中国市场，而中国依然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危机之后，在美国和欧洲销售产品非常困难，现在西方的危机已经跨洋过海登陆中国。我们的企业希望能在中国进行更多的投资。虽然欧盟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可那是国家层面上的，企业仍然有钱进行投资。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企业更加谨慎，他们在投资的时候考虑更多的因素，比如政策、规范、投资回报率和风险控制等。
过去5年我们的调查中提到，为什么它们想在中国投资，原因是企业希望把产品销往中国市场。在最近的调查中，我们问到这些企业对在中国投资的想法。一方面，欧盟企业告诉我们，它们有在华投资的意向。而另一方面，数据显示欧盟企业在华投资放缓。我认为这反映出企业的谨慎态度，除非它们非常肯定能得到回报，否则不会轻易投出一分钱。
在我们的调查中，22%的企业表示，它们考虑把投资转移到其他国家。有些在中国有投资计划的企业在寻找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投资机会。
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而在中国越来越富有之后，成本随之上升了。劳动成本上升了，而且市场竞争更激烈。所以情况是，欧洲母国经济增长乏力，市场萎缩，企业有资金投资，中国市场日趋饱和，企业比过去更谨慎了。
《中国新时代》：从细分行业来看，欧洲企业对哪些行业更有兴趣？
Mark Rushton：我们商会代表1,700家欧盟企业，来自于各种行业，很难说它们更希望投资到哪个领域。我们发现，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产品，比如食品和化妆品行业的情况良好，增长较快。政策环境对这些行业而言较为宽松，当然其中也存在标准问题，但是总体而言，这些领域欧洲企业与权威机构的关系很好，双方共同努力解决行业问题。
欧洲企业希望能够投资的领域是现在封闭的领域，那些中国不允许外国企业投资的领域，比如石化、电信。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欧盟企业对于战略新兴产业充满兴趣。战略新兴产业包含了很多内容，比如新能源、清洁能源、能效提高等等。欧盟企业在这些领域的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让企业可以与中国合作，帮助中国。但是，过去几年，我发现战略新兴产业更多地被政府支配，或者说，中国政府希望这些产业更本土化而非国际化。比如，这些领域的政府采购更倾向于国内企业。在这些领域，中国的政策应该更灵活一些，对外国企业的态度更宽容一些。
《中国新时代》：欧美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上不像以前那么容易盈利了，有没有一些企业计划在中国之外的地区投资？
Mark Rushton：非常多的企业告诉我们，他们希望能在中国投资，因为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引擎，有巨大的市场，中国的全球地位越来越重要。
针对企业是否想离开中国，我们调查报告上的问题原文是，“你是否因为政策原因失去了盈利机会？”约一半的企业回答是肯定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考虑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建厂？”但是，仍然有22%的企业回答，他们考虑在其他国家投资，比如巴西、印度、南非等其他新兴市场。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策更宽松，以及成本更低。说到这里，其实欧洲公司大部分生产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对它们而言，低廉的人工成本并没有那么关键，相对而言，税收政策更为重要。这个情况对中国企业而言也是一样的。低端制造业更需要便宜的劳动力，一些中国的制造企业就转移到了越南这样的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
《中国新时代》：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已经影响到了中国，您认为中国现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Mark Rushton：过去几年，我们感觉到中国内部对于政策走向也有争议。中国现在处于困境之中。尽管有全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我相信没人会不同意这个观点：经济增长必将放缓。
近期出台了一份很有分量的报告，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撰写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称，正如今后20年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率预计将放缓一样，不少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增长也会放缓。具体而言，我们预计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从2010-2015年期间年均将近9%的水平，逐步下降到2025-2030 年5%-6%的水平。增长放缓的部分原因在于资源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潜力大部分已经实现。展望今后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据估计中国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只有美国的8.7%，因此中国仍然有必要进一步积累资本），持续的资本积累虽然规模较大，但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不可避免地降低。
中国的经济增长太依赖于投资和出口，必须降低对二者的依赖度。中国需要增加内需以及提升自己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中国面临的另外两个问题是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正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严重。
《中国新时代》：想要解决问题，您认为需要做哪些改变？
Mark Rushton：中国现在处于非常时期，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虽然2008年的四万亿让中国维持了高增长，却也加剧了经济不平衡。提高投资回报率，让投出去的每一块钱都带来更多的收益，才是中国现在应该做的。
相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较好的基础设施、研发基础和受教育人才。成绩源于过去的投资。这些领域是已经投资过的，因此难以再带来更多的利益回报。中国应该把投资方向转移到创新和提高生产率上。
上述观点其实都体现在“十二五”规划中，我认可“十二五”规划指出的发展方向。但是，“十二五”规划推出后，并没有看到中国做了哪些改变，投资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内需没有提高。尽管如此，我们有信心，未来中国会改变增长方式。同时，中国也将更加开放，不仅对外国企业，也对本国的民营企业。“十二五”规划意识到竞争推动发展，竞争带动创新，竞争帮助提高生产率。市场竞争越充分，创新越多，生产率越高。
我相信中国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多人从原有的模式中获利，因此，基础性的改变难以实现。过去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那些年，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他们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他们不愿意改变。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明白过去的模式无以为继了。
《中国新时代》：对于世界经济而言，什么是最大的挑战？
Mark Rushton：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跟中国一样，美国和欧洲也需要改变。中国的问题是投资多内需少，而美国是相反的，内需多而投资少。我认为中国在改变，寻找其他引擎。而美国和欧洲也面临一样的问题，需要其他的引擎。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新兴经济体必须保持增长，才能平衡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下滑带来的影响。
从贸易角度看，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国与国之间开放度不够。只有各国都保持开放，深化自由贸易，世界经济才能好转。危机期间，企业面临很大压力，为保护本国企业，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设置贸易壁垒是非常错误的，只会起到负面作用。确实，完全的自由贸易会让本国的某些产业承受压力，但是自由贸易才是正确的方向。
中国、美国和法国，这几个大经济体都换届了，不少欧盟国家在去年也换届了。现在各国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也相应地会出台一些政策。我认为，难的是如何把这些政策真正落实下去，而且是长期实施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