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关地方债务危机的话题甚嚣尘上，连日来记者调查发现，地方融资平台紧张的现金流，已经体现在提前停工的工地、不能按时到位的工程款项和不得不强制裁员的工程企业的预期之中了。
春节近在眼前，春运早已打响，在外打工的人儿汇成了庞大的返乡队伍。对于许多最底层的工程包工头来说，摆在他们面前比买火车票汽车票更加紧迫的，却是如何讨到足额工资。而承接政府工程的各种建筑企业，也正在为回款困难而头疼……
小包工头为讨薪奔走
春节近在眼前，春运早已打响，在外打工的人儿汇成了庞大的返乡队伍。对于许多最底层的小包工头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比买火车票汽车票更加紧迫的，却是如何讨到足额工资。
东莞清溪镇九乡村，来自四川的小工头边先生面容愁苦，声音疲惫。为了讨到工钱给手下的几个工人发工资，他已经奔走了一个多月，最后，不得不放弃一早买好的1月8日的火车票。边先生包下的是给搏深高速打钻的工程，工钱是按照事先说好的单位工价乘以米数，年尾按照合同计算一下，大概应该拿到20多万元。临到结工资的时候，上面的“老板”告诉他，自己没有收到足额的工程款，让他“过几天再来拿钱”，这一拖就是一个月。
期间，他找了信访办、劳动局等部门，见到一些有相同遭遇的包工头，最后找到将工程转包给“老板”的一个负责人，负责人证实了“老板”的说法——“老板”确实只收到了85%的工程款。
“我做了很多年工程，一直没有遇到过欠薪，何况是高速公路这种工程。”多方奔走后，边先生在1月14日终于拿到了被欠的工钱，但是，他已经买不到回去的车票了。“今年只能在东莞过年。”他无奈地说。
工程缺钱工人提早放假
和小包工头的日子一样不好过的，还有承接工程的各种企业。
“以前过年前，政府的工程款项都会提早到位，以便支付包工头和工人的工资。但是今年，情况确实不一样了。”周先生是内地某大型工程企业的项目负责人，他向记者抱怨称，他们在天津负责一个地铁工程，但业主承诺本应去年11月份划账的资金一直拖着未给，最终工程因为缺钱不得不提早停工。
“以往做工程，为了拼时效，一般都要做到腊月二十七、二十八才会放假回家。这次，我们从去年12月底就开始收工放假，今年春节可以休息一个多月。”他苦笑称“算是缺钱给的福利”。
而和公司有合作关系的建筑队、包工头的资金被拖欠，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周先生无奈地说，由于款项没有到位，他们在停工前“只能给合作单位打60%的款项，并和他们解释，剩下的款项只能等到资金到位再结清。”在两个月以后，这笔迟来的款项终于划到了企业的账上，此时离过年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了。
周先生还坦言，由于现在大环境缺钱，2012年，他们接工程的态度会更加理性。
“以前，只要有项目，都会去积极投标，但是今年要先考虑标的的资质，如果有充足的资金或者财政拨款，才会考虑投标。”同时，他透露，出于对工程量的预期比较悲观，他所在的企业已经开始强制性裁员。
原因
财政透明度高
让问题得凸显
对于目前呈现的地方债务危机，林江坦言：“四万亿投资里，大部分都是铁路、公路、机场等一些大型项目建设，而举债一般是三年为期，因此2012年是一个很关键的年份。”
在林江看来，目前的政府财政透明度越来越高也让地方债务的问题更加凸显。“以前的各种基建项目也有，地方债务问题也存在，但是可能被掩盖掉了，没有成为公众的关注点。”
困境分析
融资平台负债增加 资金捉襟见肘
一片缺钱声，折射融资平台的困境。日前，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公告称，2011年以来，湘高速债务规模持续增加，现金流状况急剧恶化，偿债能力明显下降，故维持湘高速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中诚信近日发布的跟踪评级报告显示，截至去年9月底，湘高速总资产达到1824.45亿元，总债务1334.30亿元，资产负债率75.02%。
随后，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近日发布的武汉城投跟踪评级报告中披露，截至2011年9月底，武汉城投获得银行授信额度为727.81亿元，其中尚未使用授信额度仅为65.40亿元。而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末，武汉城投总资产达到1303.11亿元，负债合计991.03亿元，资产负债率76.05%。随着银行授信额度即将告罄，武汉城投的债务偿付即将面临“断粮”的危机。
一家为湖南省交通厅全资控股的金牌国企，拥有该省大部分的高速资产，一家为武汉市国资委旗下资产规模最大的企业，是该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主体和政府城建投融资运作平台，在地方性融资平台在2012年来到之时，在高额的资产负债率面前，先后显出了危机的影子。
今年到期债务1.84万亿元
融资平台捉襟见肘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即将面对的巨额债务到期。
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2011年和2012年两年共有约4.6万亿元的地方债务到期，其中2012年到期的地方性债务为1.84万亿元。
2011年12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第一季度经济展望报告表示,实际地方债务规模或比官方预计的10.7万亿元更大,如果地方偿债能力不足,容易引发地方信任危机,乃至债务违约。
“高额的地方债务首先源于我国的财税制度。”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向记者介绍，自从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权是有限的，大部分的税收都要上缴中央，但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责任还在地方政府，地方公务系统的运作、民生改善、大型工程的建设，很多的项目还是靠地方政府来解决，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可想而知。
“以前，地方政府不能发债，贷款也很受限制，于是出现了许多政府下属企业，以投融资平台的名义，发债或者贷款。”林江介绍说，这些债券和贷款不可能以政府的名义，政府也不能随便担保，但同时又年复一年积攒了大量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