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负债表规模和结构的不同，决定了美、英、日、欧四家央行和人民银行面临不对称的风险，从而决定不对称的政策取向，而不对称的先天条件、政策工具、经济周期和互动机制，导致一场不对称的游戏
谁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中央银行？如果回答是美联储，相信不会有太大争议。但是，如果问起谁是世界上资产规模最大的中央银行，答案就会比较出人意外，因为这不是美联储，而是中国人民银行。
是的，我们曾高度关注2010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憧憬2019年超越美国，但我们似乎忽略了人民银行已成为全球最大央行的这一重要事件。
人民银行分别于2004年6月、2005年9月和2006年1月先后超过美、欧和日央行，成为资产规模最大的中央银行。2006年到2010年间，人民银行的资产再度扩张2.4倍，2010年资产总额高达3.9万亿美元，占同年GDP的67％。
人民银行成为全球最大央行，不仅可能影响大国央行的政策走向，而且可能影响未来全球金融格局。从央行资产负债规模和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当前美、英、日、欧四家央行与人民银行之间，正在进行一场不对称的游戏。
资产负债大扫描
——从资产的绝对量看，2010年，美、英、日、欧、中五家央行的总资产达到11万亿美元，其占比分别为22.3％、3.5％、14.4％、24.3％、35.5％，也就是说，人民银行的资产分别是美联储和欧央行的1.6倍和1.5倍。
——从资产的相对量看，2010年，美、英、日、欧、中五国央行资产占本国GDP的比重分别为16.8％、17.1％、29.0％、22.0％、66.9％，这意味着，人民银行资产占GDP的比重分别是美联储的4倍和欧央行的3倍。
——从资产构成看，2010年底，美、英、日、欧四家央行所持国债占本国央行资产的比重分别为43％、80％、73％、9％。此外，四家央行还持有私人金融机构的抵押品（如按揭证券）。人民银行的主要资产是外汇储备资产，2010年外汇储备资产占人民银行总资产的比重为80％，分别是美、英、日和欧央行资产的1.3倍、8.1倍、2倍和1.2倍。不夸张地说，仅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资产就足以买下任何一家央行。
——与资产相匹配，各国央行的负债规模也很大，且负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银行准备金。2010年底，各央行银行准备金占五家央行的全部银行准备金的比重分别为26％、5.5％、5.5％、10.8％和52.3％，据此估算，人民银行的银行准备金的绝对量是美联储的2倍和欧央行的近5倍。此外，五家央行的银行准备金占GDP的比重分别为6.9％、9.6％、3.9％、3.5％和35.3％。也就是说，人民银行准备金对GDP的相对规模是美联储的5倍和欧央行的10倍。
美、英、日、欧四国央行和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和结构变化的动因不同。这四家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和结构变化，主要是其应对金融危机的结果。危机期间，四大经济体的居民部门和银行部门的债务风险传导为主权债务风险，又因债务过高制约，四国央行直接买入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和国债。
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和结构变化，则主要反映了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外汇储备的积累：外汇储备增加的过程就是人民银行资产增加和基础货币上升的过程，2000年-2010年外汇储备与资产和基础货币的相关系数均为0.99，也就是说，外汇储备是影响资产和负债的核心因素。
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对理解一国的宏观经济、风险和政策有一定意义。它不仅直接影响政府和银行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而且间接影响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例如，资产和负债规模越大，中央银行的政策和自身风险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越大；如果该国是储备货币发行国而且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则资产负债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全球性影响。再如，如果一家央行持有的外汇资产占比较高，则其面临的汇率风险较大；如果一家央行在危机时期为“救火”而买入质量不高的金融资产，则央行的信贷风险就会上升。无论是何种损失，最终都会反映为央行资本金的减少和财政负担的增加（如财政为央行注资）。
不对称的游戏
美、英、日、欧四家央行与人民银行之间游戏的不对称性，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
——不对称的风险。
四家央行主要面临利率风险和信贷风险。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四家央行的资产结构，其持有的国债和抵押品价值对利率和信贷风险特别敏感，因为利率上升和信贷违约损失将导致抵押品价值下降和资产损失。
例如，美联储购买1.5万亿美元国债的资金来源并不是新发货币，而是银行准备金，国债的收益率高，而准备金的利率低，这确保美联储稳获利润。2010年美联储赚得817亿美元，接近美国所有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的全部利润。然而，如果利率上升，则美联储持有的国债和抵押贷款证券的价格下跌。有估算认为，长期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美联储所持资产的市场价值就下降1000亿美元，2010年的利润也就荡然无存。
再看欧洲央行。为支持危机国家，欧央行买入国债和银行抵押品带来两个层面风险：一是所持2100亿欧元的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银行的抵押品带来的违约风险。二是所持750亿欧元的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国债带来的利率和违约风险。显然，如果上述国家债务重组，或者欧元区利率上升，导致欧央行所持国债和抵押品价格下降五分之一，则欧央行的资本金就会被完全冲掉。
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同样面临利率风险。日本银行还因持有一部分金融机构的股票而面临股市波动风险。
人民银行则主要面临汇率风险和通胀风险。
首先，人民银行面临由货币错配（资产多为外币，负债多为本币）带来的汇率风险：如果外币贬值（人民币升值），则外汇资产的人民币价值下降。当然，下降程度取决于外汇资产的币种构成和四国货币汇率相对变化。
其次，人民银行外汇资产也因全球通胀率上升而缩水。因为即使外汇资产不折算为人民币而仍以外币计值，其实际购买力也会因全球通胀率上升或其它商品的价格变化而下降。例如，虽然201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比2002年扩大了10倍，但石油购买力只扩大了3倍。
第三，人民银行还面临导致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的风险。除了央票和准备金利息成本会助长通胀压力，13.6万亿元人民币的准备金构成基础货币的来源，货币扩张潜力和潜在的通胀压力较大。
——不对称的政策取向。
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结构，是理解和研判中央银行政策走势的基本依据之一。以“理性”著称的中央银行，一定会采取各种措施避免或减少损失。
面临利率和信贷风险的美、英、日、欧央行，会倾向较长时间地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低利率政策，以期降低银行债和国债的融资成本，尤其是欧央行的低利率不仅有助于各国发国债和金融机构债，而且有利于欧洲稳定基金降低发债成本，筹措应对欧洲债务危机的资金。此外，低利率有助于推高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四家央行所持抵押品的价格，稳定甚至推高四家央行资产收益，更便于四家央行逐渐出售所持资产，最终成功地缩小资产负债表。
然而，人民银行则期望其与国外的利差较小，以避免套利资金流入。可见，资产负债表结构的差别，决定了四家央行与人民银行的政策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冲突：四家央行倾向宽松的货币环境（如维持低利率）与人民银行倾向偏紧的货币环境（期望四家央行尽早提高利率）。
四家央行的政策，会加剧人民银行面临的汇率风险和通胀风险：推动四国货币相对人民币贬值，降低外汇资产的人民币价值；推动全球通胀率上升，稀释中国外汇资产的实际购买力。
——不对称的先天条件。
在这场四对一的游戏中，四家央行有三个先天优势，一是四家央行都能发行储备货币，其货币可以畅行全球，货币不会完全憋在本国而过快地造成本国通胀；二是都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吸纳国内外储蓄为其银行和国债融资；三是有金融规则的制定权。如清偿力II协议规定的保险公司要更多地投资于政府债券，巴塞尔协议III也规定政府债券应是银行资本金中的最安全资产。这些政策都将增大对国债的需求，降低了国债利率。
人民银行则不具备上述优势：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不能作为信贷货币大量流出，被动投放的货币集中于国内金融体系，而欠发达的金融市场又不能充分吸纳这些流动性，过多的货币追逐少量资产，自然容易形成商品和资产通胀压力。
——不对称的政策工具。
四家央行动用各种政策工具来创造宽松的货币环境，如利率、汇率、准备金、甚至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
四家央行可以通过两个办法来维持低利率：一是通过制定低政策利率（如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来维持低短期利率。其维持时间长短取决于四经济体的通胀率。其通胀率越低，越有利于其维持低利率。二是吸引国内外投资者购买其国债来压低长期利率。这些投资者大体可分为国内外私人投资者、国外官方投资者和国内官方投资者。例如，国内外私人投资者仍然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人民银行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官方投资者；美联储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国内官方投资者。
相反，人民银行动用的工具和市场化分散风险的力度受限。在回收再贷款和再贴现、开展央行外汇掉期交易、调整人民币准备金率、部分地动用利率和汇率等政策中，一些政策的效力日益受限，成本日增。比如说，自2003年到2010 年底，央行对冲外汇占款的成本支出已过1万亿元，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商业银行征税，不但降低了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而且助长金融脱媒。
——不对称的经济周期。
目前，美、英、日、欧普遍处于资产负债表衰退阶段。其主要特征是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的居民、企业和政府的债务较多。各部门的主要目标是减债（即去杠杆化），尤其是企业的首要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以尽快减少债务，改善资产负债表。所以，我们看到企业贷款需求不足和大量准备金存放于美英日欧央行的情况。而有限的信贷需求进一步压低了利率。从罗斯福新政、“二战”、朝鲜战争和IT泡沫破裂的历史看，企业贷款需求不足和低利率的情况可能维持很长时间。
相反，目前中国不是处于资产负债表衰退阶段。其主要特征是资产价格仍然有上涨压力，居民、企业、地方政府都有较大的贷款需求和扩张冲动。银行准备金的增加不是由于贷款需求不足，而更多地是人民银行为控制流动性和信贷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结果。
——不对称的互动机制。
四家央行可通过宽松的政策控制自身风险，而且具有在全球范围内推升通胀的潜力。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变化之一，是全球机构投资者加大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配置的比重。因此，即使美、英、日、欧的通胀率较低，但不对称的政策和经济周期，必然进一步增加全球资金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流入规模、渠道和力度，从而推升中国的商品和资产通胀。更何况，一旦经济复苏，银行贷款意愿增强，货币乘数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则蹲伏在美国银行体系内的已经扩张两倍的基础货币会迅速使其货币供应量翻一倍，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加大通胀压力。
相反，人民银行一方面面临继续积累外汇储备和增发的货币滞留国内并形成通胀压力，另一方面被迫购买别国国债。这些在客观上帮助四家央行维持低利率，并进一步稀释人民银行外汇资产的实际购买力。
——不对称的后果。
短期看，四国的先天优势和灵活政策有助于其防止通缩，促进资产价格回升，并有助于其防止利率和信贷风险及央行资产损失。人民银行则面临成为被动吸纳由四家央行创造的货币的局面，从而可能导致以下结果：
第一，中国继续面临通胀压力，不仅体现在价格（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上，而且体现在货币的直接输入。虽然近年通过提高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回收的流动性规模不断扩大，但仍有平均15％-20％的外汇占款没有被收回。
第二，目前的不对称会导致人民银行控制通胀的空间趋小、央行资产损失和或有负债风险。由于占GDP比重高达67％，所以人民银行的资产损失对GDP和或有负债的冲击，要大于上述任何一家央行。
第三，外汇储备资产主导的资产结构将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和控制通胀的平衡空间，因为人民银行为维护金融稳定而买入其他资产时较难避免通胀。
从本质上说，四家央行和人民银行的不对称游戏，反映的绝不是五家央行本身的问题，而是各国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模式和阶段、经济金融政策和现行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综合反映。
中长期看，只有推进关键改革，中国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外汇储备投向影响四国国债收益率和低利率的维持时间；减少积累外汇储备将从源头上减少受制于人的汇率风险和通胀风险；资本项目开放进程决定全球资金流向和全球资产价格。
总之，随着政策工具的多样性和灵活度的增加和各项关键改革的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金融市场继续发展和深化，参与制定国际金融游戏规则能力的增强，中国能够扭转上述不对称游戏中的被动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