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一场及时雨让山东临沂在环保大考中加分不少。当天，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下称华东督查中心）正在临沂复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4个多月前的2月25日，因大气污染严重，华东督查中心约谈临沂市时任代市长张术平。作为新环保法施行后第一个被约谈的城市，临沂的污染经央视《焦点访谈》等媒体曝光，引发全国关注。
重压之下，临沂在约谈后第5天，突击对全市57家污染大户紧急停产整顿，成为全国唯一在约谈后采取停产整顿的城市。
然而，历史遗留问题让这次环保风暴陷入困境。停产企业中，钢铁、水泥、焦炭等污染大户均被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发展。过去急于扩张经济的地方政府鼓励或默认以“先生孩子后上户”的形式，让企业在当地投产，其中不少缺乏环评手续。此次停产整顿之后，按部分要求新增环保设施的企业，又因没有环评手续仍不能复产。
补办手续遥遥无期，随着时间推移，停产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区域性金融危机一触即发。据当地银监部门统计，全市3000亿贷款中，共有1000多亿资金与停产企业互有关联，出现违约，整个城市数年内很难获得新增贷款。
危急之中，临沂市政府在大气污染防治攻坚领导小组之外，再度成立了金融领导小组，以解决停产带来的债务危机。
至此，临沂环保措施急转后带来的阵痛，远超预期。
强行关停不计后果
6月初，在遭环保部约谈后，临沂被曝不让当地民众养猪，引发质疑。而早在3月1日，临沂已经因为环保问题深陷舆论漩涡。
“你不知道？我们这里被焦点访谈曝光了。市长在节目上说，绝不会有第二次约谈。”临沂河东区相公镇的再生塑料工业园区内，一位工厂老板对临沂环保风暴感慨良多。该园区虽然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最大的再生资源试点基地之一，但因为污水治理不达标停产。算过房租和停产时间后，这位老板称，“亏损已成定局”。
2015年1月1日，“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正式实施，华东督查中心将临沂作为第一个督查地区，进行明察暗访。
据央视《焦点访谈》事后报道，2月5日，华东督查中心调查人员在该市北方焦化厂发现偷排烟尘、废气和焦化废水未经任何处理循环使用等问题。督查中心共在临沂发现13家企业存在未批先建、偷排漏排等环境违法行为。
2月25日，刚从枣庄调任临沂担任代市长的张术平，成为环保部的约谈对象。张术平在约谈中表态，保证不会再有第二次约谈。
约谈后第三天，张术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铁腕治理雾霾，限期治理412家、停产治理57家企业，停业关闭整治无望企业，全面清除土小企业，“确保全市空气质量改善幅度进入全省前六位、主要指标位次退出全省后三位、空气质量指数瞬时值退出全国排名末位”，以让空气出现决定性的好转。
不过，这一决定遭到部分企业抵触，其中，反对最强烈的是焦化企业。当地一位焦化厂厂长专程请焦炭协会出具了一份技术证明，声明焦炉停产之后，温度骤降可能导致炉体永久性损坏。“就算不能阻止停产，我也要让他知道停产后是什么后果。”这位厂长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他表示，炼铁高炉一关一开之间，成本至少需上千万元。
僵持之下， 3月1日晚，《焦点访谈》曝光临沂污染节目播出，临沂和出镜表态的张术平再次成为舆论焦点，政府遂下决心实施强停。
当夜零点 ，武警、特警将厂区封锁，中玻蓝星（临沂）玻璃有限公司被直接拉掉电闸，2000多吨玻璃水和锡水留在炉中。“连让我们出炉的时间都不给。”一位工人向澎湃新闻抱怨，“再要复产得用炸药把炉内冷却的锡块和玻璃废品炸开，至少要4-5个月，而且这个炉体基本废掉。”
与玻璃炉子相似，钢炉、焦炉生产时，都是1000度以上的高温， “以往检修缓慢降温停产，都难以避免炉体冷缩开裂而带来巨大的损失，何况这样骤然停产的降温”，诸多被强行停炉的企业管理人员告诉澎湃新闻，他们非常“不满”
区域性金融危机或将爆发
停产10天后，临沂银监分局召集当地金融机构，集体对停产企业信用风险进行了分析。
澎湃新闻获取的一份会议纪要显示， 全市57家停产整治企业中，36家有银行授信，授信余额165.25亿元，并对外提供担保192.02亿元。另有97家企业及个人为其提供担保，担保额162亿元。
再加上36家与之相关联的上下游关联企业，如果数百亿债务集中到期，地区性金融危机或将爆发。
约3个月后，全市最大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华盛江泉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江泉）爆发危机。
据当地知情人士介绍，5月底江泉书面通知各银行，称停产后资金困难，无法偿还到期本息。此举将直接令江泉贷款全部终结，面临债务集中爆发而破产。据当地一位银行高层介绍，江泉首轮直接互保资金规模为198个亿，第二圈关联企业约为400亿，第三圈关联企业资金规模将达到1000多亿，而全市的贷款总额为3000亿，江泉停止还息将令金融危机爆发。
该银行高层介绍，6月25日，为解决江泉到期债务问题，临沂银监分局再次召集各行商议。最终银、政、企三方最终达成一致，由政府援手解决江泉危机，以避免其成为“引爆全市的炸药桶”
6月26日，江泉公司把相关报告上报市政府。29日，经市政府同意，市城投公司打给江泉7000万元资金，由江泉所在的罗庄区政府协助其把6-7月份的贷款利息结清，以免江泉在银行留下不良记录。其后政府准备一部分过桥资金，用于解决江泉到期贷款危机。
江泉是当地标志性企业。1989年农民企业家王廷江将自己价值100多万元的陶瓷厂捐献给村集体，并在其后数十年，一步步发展为集钢铁、焦化、陶瓷、食品等于一身的产业集团。土生土长，江泉与当地各界均有深厚交接，2013年曾为地方捐资10亿，建设城市高架路。此次得到政府援手解决贷款危机，正是由当地金融系统一力促成。
江泉危机初现端倪，临沂银监分局金融办和各家银行即派出代表和市政府进行了对接。前述银行高层透露，市长张术平对当下局面，决定采取多项措施：成立金融领导小组解决江泉欠息的问题；指定专人负责环评手续推进；解决江泉集团担保面的问题。
江泉的危机由政府垫支暂时过渡。但其他企业的危机，却正在加急爆发。
6月29日，临沂三德特钢有限公司（下称三德）被莱商银行行长带队前来催款。据该公司高层介绍，三德资金链由此大受影响。停产之后，三德帐面剩余流动资金本约5亿元左右，为新上的环保设施付了1亿多元首付款，加上环保设施土建和陆续到期的货款，原本还可以再坚持多发两个月员工工资，但经此抽贷，不得不提前宣布工人长期放假。
据澎湃新闻了解，当地另一家停产的特钢公司也出现债务危机。在三德债务爆发之前，该厂已经出现供货商爬上高炉，以跳炉威胁讨要工资的情况。
15万市民生活受影响盗抢案增多
环保风暴刮起4个月后，工业重镇面临如何实现“软着陆”的大考。
江泉一位高层对澎湃新闻称，停产直接造成该公司焦化、钢铁、发电、建材等子公司损失10余亿元，“3万人失业”。
“三德公司有职工8000多人，壶井特钢也有8000多人，加上其他50多家，至少6万多人直接失业，加上失业者家属，停产波及人群至少在15万左右”，一位原在罗庄区政府负责招商工作的人士向澎湃新闻描述停产带来的“次生灾害”。
临沂当地警方人士向澎湃新闻透露，随着失业人口增多，当地盗抢案件增多，犯罪率出现上升迹象。“每天十好几起被抢劫的报案” ，当地一位派出所所长告诉澎湃新闻，民警着便装在高发案区加强抓捕，一时警力繁忙。
政府同样难熬。罗庄区一位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告诉澎湃新闻，作为临沂市的工业重镇，罗庄区此次亦成为“重灾区”。他表示，其所在街道受关停企业影响，财政收入下降60%，正常开支难以维系，只能靠区财政拔款。
一份临沂市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该市自三月份关停大批企业以来，全市前五十名工业用电大户总用电量下降28.12%。罗庄区财政2015年1-5月份的税收公示牌显示，大量企业上交税收剧烈下降。
临沂当地一位副县长曾算过一笔账，他告诉澎湃新闻，“57家停产企业加上400多家限期整改的企业，税收总量占到全市工业税收的40%，去年，全市的财政工业税收是260亿，40%就是100亿左右。以400多家企业平均投入2000万环保设备资金，年底要17%增值税抵扣共为17亿，对地方财政影响太大了。”
为粗放式发展买单，“这个弯转得有点急了”
事态发展超出政府和企业预料。
停产整顿之前，政府工作人员对企业的统一口径是只要环保排放达标，最多一个月就可复产。据当地一家特钢企业介绍，县环保局曾对该公司的环保设备验收通过，并把复产报告上报给市环保局，本应15天内得到回复，但至今仍杳无音信。
这让当地政府招商引资曾经的“座上宾”极不适应。
临沂曾被预测为地震区之一，工业建设曾在很长一段时间为空白。直到1980年代后期，临沂才依靠当地丰富的高岭土资源，成为全国闻名的陶瓷产地，王廷江正是临沂第一批下海的成功人士，其所在的罗庄区也成为临沂市第一个工业园区。
此后，地处兖石、胶新铁路十字交叉口，又被岚山、日照、连云港、青岛港四个港口包围，临沂的地理优势逐渐凸显，不仅成为“中国物流之都”，更因为贴近港口，在进口铁粉上具有成本优势，成为全国最大的钢铁和镍铁生产基地之一。
2003年，三德公司被招商而来，随后发展为罗庄工业园最大的公司之一。
三德公司一位高层告诉澎湃新闻，三德来到临沂之时，当地遍地土小企业，整个罗庄工业园区除了一座25吨转炉，全是小铁炉，“整个园区乌烟瘴气”。收购了这座最大的转炉后，三德先后被四任市长视为座上佳宾。虽然没有环评手续，却先后被三任市长极力鼓励扩大规模，从一期一座高炉，变为二期三座高炉，三期五座高炉。在上任市长任上，三德已经成为当地民营企业第6纳税大户，被列入当地“10+6”重点产业规划之中。
上述三德公司高层介绍，三德是福建民间资本组建的企业，公司有1000多名股东。2010年，当地政府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鼓励三德大力发展，将三德列入“10+6”重点产业规划。三德随后又投资了20多亿元，上马了第三期项目。
经济发展背后是环境代价。直到2008年，随着环境治理的开展，罗庄区环境状况才有所改观，但时至今日，这里的大气环境质量指标依然超标。
“现在看来，这个弯转得有点急了”，临沂市人大一位要求匿名的调研员向澎湃新闻感叹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