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周锡
“我们的订单排产已经排到了明年初。”兴乐电缆有限公司总调度叶学理说。连日来，该公司车间彻夜机声隆隆，员工“三班倒”地忙活着生产，“因为近段时间国内外多个大单都在催着交货。”
与此相反，一些中小企业开工率不足，减产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吴晓波在最近举行的矽亚投资第三届经济分析与预测财经年会上说，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脊梁，从上到下，现在大家都非常重视制造业。但是制造业最近这几年面临巨大的困难，有其自己发展阶段的一些困难，更重要的可能是全球环境的变化所致。
吴晓波认为，中国制造业驱动力已发生变化，过去那种发展模式恐怕难以为继。
不敢提“利润”
一家投资管理公司负责人发现，一些投资公司、公募基金都在削减制造业方面的研究员，只留下金融、服务、医药、消费等。他在上述年会上说：“这说明现在大家对制造业的信心不足。他们认为，产品没有差异化，资产太重，竞争很激烈，外部环境影响大，是制造业留给大家的最大印象。”
浪莎控股集团总裁翁荣弟在年会上称，当前制造业比较痛苦，是微利的。特别是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企业出口给国家创了很多外汇，但自身有多少利润？不敢讲“利润”两个字。他认为，现在制造业很大的一块成本就是融资成本，“很多企业融资成本都没办法降低。”
矽亚投资总裁张兰丁认为，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两大普遍问题：过度投资带来产能过剩；互保和联保非常严重。他认为，之前几年，很多企业轻松拿到贷款，开始转变成了投资人，在没有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其投资效率非常低。在银行收贷过程中，又没有获取足够现金流，这对企业来说就非常危险。
同时，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也对国内制造业形成“挤压”。美国10月份就业数据偏弱，经济复苏低于预期。新兴经济体中的俄罗斯经济增速在放缓。尤其是人民币升值压力，可能对出口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全球经济总需求依然偏弱，如传导至国内，将压制工业企业的利润水平和生产积极性。
“在接下来的三五年时间里，我国将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增长新周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制造业的基础仍不稳固，除了融资、劳动力各项成本高企外，还面临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法制等问题。
金祥荣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综合改革方案，会进一步增强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活动和动力。今年接下来两个月或明年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周期。
在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机器换人”转型升级下，制造业开始企稳回升。今年上半年，我国第二产业民间投资增速逐渐下滑；进入三季度以来，止跌回稳迹象加强。应当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止跌向稳，与今夏“微刺激”下的宏观经济走势相符，更与一段时期以来简政放权、破除垄断的系列改革举措密切相关。
目前，浙江采取四大举措，推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大力推进“腾笼换鸟”，淘汰一批落后产能，投资发展一些新项目；加快“机器换人”，提高企业节能增效；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小微企业上规模，挖掘发展潜力。从今年开始，浙江提出三年之内让一万家小微企业上规模。
进入创新驱动
“实体经济处在一个调整期。”正泰集团企业发展研究室主任廖毅对本报说，政策落地还需要一个过程，另外由于体制机制性障碍还没有突破，仍存在“玻璃门”和“弹簧门”问题，民营企业更多是在观望。
最近发布的《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报告》蓝皮书认为，症结还在于投资渠道不畅及投资准入受到抑制。伴随着宏观调控力度的增加，部分高利润领域的获利空间逐步被压缩，民间资本开始四处游荡寻找投资对象，但“玻璃门”和“弹簧门”的存在阻碍了高利润行业的进入步伐，而高竞争的制造业领域让民间资本望而却步。
上述报告分析认为，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鼓励民间资本“新36条”中打破垄断的内容仍停留在指导性文件的层面上，没有明确具体的部门承担起该项工作，很多鼓励性的细则被挡在“玻璃门”背后，看得到却享受不到。一部分垄断性行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领域都以资金实力、股权限制等各种理由推高了准入门槛，导致民营资本“进不去”；另一部分已经向民间资本打开闸门的行业，如航空业却因政府干预过多、民营企业缺乏话语权，使得民营企业的生存异常艰难，民间资本“不敢进”。
事实上，在这一轮经济调整下，浙江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变得更加严重，在产业链上仍处中下游。随着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印度、越南等国家制造业的兴起，这些地区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方面将超过浙江。这些传统行业如不能成功地实现向产业链中上游转型，在政策压力下压缩部分行业产能，可能出现“断档”风险，高增长就难以为继。
“改革会释放红利”，金祥荣认为，目前国内制造业还面临体制、机制、法制等老问题。“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债权、知识产权、合同要得到有效保护，去年应收款约占GDP的6%，根子在于建立有效的司法制度。产权得不到保护，转型升级就比较难。现在转型升级步子还不稳，一不小心就有走回老路的可能。”
此外，金祥荣认为，机器换人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一种方式，以规模生产消化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可使供需标准化，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小企业生产规模小，不适合全部进行机器换人，“市场本身具有自我恢复能力，政府不必插手太多。”
吴晓波则认为，在过去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动力是要素投入和投资驱动，具体来说是经济规模、资源投入、低成本、投资和全球化。但在新的背景下，制造业的发展是创新驱动，主要是绿色产品、商业模式创新、价值网络整合、客户定制化、敏捷制造和制造业服务化。创新的竞争力来自网络，而不是来自本身的价值链，这是全新的变化。
翁荣弟说，中国制造业应大力发展中国自己的品牌，只有企业品牌走向国际化，中国的制造业才能可持续发展，“真正的中国的百年企业靠大家的努力，靠政府的支持，靠企业自身的锻炼、磨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