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借助早先的改革动力与大国追赶效应，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不良症候开始出现在金融上。
2011年以来，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和集资案件频频出现，背后反映的问题与之前的游资炒作农产品、艺术品等事件如出一辙，实体经济受到投资者冷落，货币政策较为宽松，资金蜂拥投向虚拟经济领域，谋求“以钱生钱”，中国经济虚实失衡。
“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央行不断地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客观上也吸引了大量的游资进入中国。而美国人又在大量地印钞票，导致美国的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大大增强。而这些流动性又无法完全被美国经济消化，如此一来这些热钱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国际新兴市场。这种做法会直接扰乱当地的经济秩序，客观上导致当地货币的升值。”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
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夏斌撰文指出，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效率的提高，汇率的升值是内在的。但另一方面，大幅度升值对于出口贸易不利。在这个背景之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就要跟得上。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调整很成功。但在80年代出现了“失去的十年”，是因为货币政策太松，最后形成了泡沫。
“中国的改革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做主，大的方向应当由中国人自己来把控，要保证国家主体性，最重要的是要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江涌指出：“另外，在抑制虚拟经济过剩活跃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应当注意实体经济的发展。”。
与虚拟经济相比，实体经济往往投入成本较高、产出周期偏长、利润空间有限，当前，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更是面对严峻挑战，生产经营往往处于微利、无利状态，有的甚至难以为继。因此近年来很多企业都开始“脱实向虚”。现在，“脱实向虚”的危害已初现端倪。沿海一些企业大量借入高利贷，一旦超过自身清偿能力，就选择“跑路”，玩起“失踪”。据初步统计，截至去年12月底，温州老板“跑路”、企业关闭或停产的事件已达100多起。这种势头如不加以遏制，可能导致民间借贷市场崩盘，投入其中的资金难以收回，金融系统遭受损失。
“要想重振中国的实业，首先要抑制金融资本的扩张，其次要鼓励、引导企业进入实业领域，第三要出台相关鼓励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三者缺一不可。”江涌指出：“另外国家也要采取干预手段加速产业升级，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型的速度。在这一领域，韩国政府就采取了国家干预的手段，为中国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