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市长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广州的新定位是国际商贸中心、国际航运中心、世界文化名城和华南交通枢纽。我一直认为国际航运中心不仅是一个新定位、新突破，而且是一个比其他定位都更重要、更有国际评估标准的定位。六个方面的工作不仅是广州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六大利好，也是广州稳增长的六大利好。其兑现主要是依靠投资主体和资金的安排，还有时间表。而这六个方面工作的持续性则要看广州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定位和长远规划目标。
在广州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圆桌会议上，市长陈建华提出了要做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集疏运体系；发展港口航运物流；优化营商环境，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航运服务产业的聚集度；加大国际交流合作；提高港口航运的信息化水平等六个方面的工作。
从今年初广州市委提出要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到“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把国际航运中心作为广州城市定位之一提出，表明了广州市要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决心。而从编制《建设广州国际航运中心2015—2017年行动计划》，到举行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圆桌会议，表明了把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推向新高潮的意愿。
客观地说，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必然包括陈建华市长提到的这六个方面。就基础设施来说，当前南沙港的条件与先进港口相比仍有不小差距，集疏运体系也存在海陆空联运、江海联运、无水港的建设等等；就港口航运物流来说，轨道交通、高快速路、河运体系等配套工程都要进一步规划与建设；营商环境更是无法与香港、新加坡等已经建成的国际航运中心相比，甚至与上海也有差距；航运服务产业也只能说是刚刚起步或初具规模；国际交流合作也在初级阶段；港口航运的信息化显然也有很大提升空间。
影响或制约广州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或决定广州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六大方面的规模及层次的，应该有这样一些方面因素：一是在中国港口群及国际航运中心发展布局中的地位。中国有五大港口群，但国家只正式批准了四个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即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厦门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在珠三角和西南两大港口群中都没有批准一个，而香港一直都定位为国际航运中心。因此，广州要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必须得到国家的明确支持，还要与其他国际航运中心协调发展，错位分工。
二是在珠三角港口群中的地位和功能。国家虽然没有在这里批准建设国际航运中心，但香港是公认的国际航运中心。实际上，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的形成多少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长期封闭发展和改革开放初期内地基础设施的不足；而盐田港在上世纪90年代的兴起与深圳在珠三角影响力和辐射力的提升有关，也与香港的合作有关；南沙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及后来的发展与中国加入WTO后的黄金十年有关。因此，立足于珠三角经济腹地的珠三角港口群也存在一个分工的问题。
三是在“一带一路”大格局中的地位。虽然广东自贸区定位为与港澳合作为主，但放在“一带一路”大格局中却有不同的坐标。除了上述五大港口群的定位之外，从重庆开始发展的“渝新欧”已经扩展到“汉新欧”、“蓉欧”、“合新欧”甚至“义新欧”。显然，内地开始摆脱对沿海航运的依赖性了，而连义乌这样的沿海地区也走欧亚大陆架，显示了深远的战略意义。后起的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不能不考虑这一点。
四是从金融危机开始的国际贸易格局发展趋势。在加入WTO之后的对外贸易20%以上的年增长率正降为个位数增长，这还很可能是持续多年的“新常态”。因此，广州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投资要充分做好阶段性分析，切不可盲目发展。广州港提出的“南沙三期确保年内全面建成，南沙四期力争明年内动工建设，全面提升港口综合物流服务功能”，要根据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做好应对的准备。
涉及广州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影响因素可能还不止这些，但迄今为止没有看到很严格客观科学的分析。广州有关部门也在广泛征求相关研究，召开圆桌会议相信也是为了使“三年行动计划”制定得更科学。但不作长远的规划设计，不作全局性的前瞻分析，对如此重要的城市定位显然是不够的。
陈建华市长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广州的新定位是国际商贸中心、国际航运中心、世界文化名城和华南交通枢纽。我一直认为国际航运中心不仅是一个新定位、新突破，而且是一个比其他定位都更重要、更有国际评估标准的定位。
六个方面的工作不仅是广州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六大利好，也是广州稳增长的六大利好。其兑现主要是依靠投资主体和资金的安排，还有时间表。而这六个方面工作的持续性则要看广州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定位和长远规划目标。
作者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