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业国的崛起
在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年代，日本按照南农北工的计划开发朝鲜半岛。因此，造成了朝鲜脱离日本独立时大部分重工业即战略工业在北方的局面。金属工业的90.1%、煤矿和铁矿的100%、化学工业的81.8%、电器机器工业85%、发电量92%在北半岛。纺织工业84.9%、印刷业89%、食品工业65.1%和农林水产业82.6%在南半岛。
建国时的韩国是个比较纯粹的农业国，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工业体系。其经济基础还是农业以及和农业密切相关的少量轻工业。在这种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有两条道路可循。第一是近代日本模式，第二是苏联模式。但是无论日本模式和苏联模式，都首先需要国家有最起码的基础设施：国家要有公路和铁路，有海运航线，有电线和全面的邮政，最重要的是——得有较高比例的对工业化有所了解的高素质公民。
这一切，韩国都很缺乏。50年代的韩国做的主要就是修公路，修电线杆，建设发电厂等最基础的基础设施，还有公民的扫盲。1945年，韩国人的识字率是22%，1961年上升到71%。此外，纺织、制糖、水泥、玻璃等行业也有一定程度发展。当然这一切工作对经济的发展并非立竿见影的，不过它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可以说50年代的基础建设为后来的经济起飞积蓄了势能。
1961年，韩国的朴正熙将军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这是一个对后来韩国崛起至关重要的人物。他统治韩国约20年。这也是韩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二十年。正是在这20年中，韩国的人均GDP超过了朝鲜。1960年，朝鲜人均GDP是253美元，而韩国只有82美元。1970年时，朝鲜人均GDP是400美元，而韩国达到了410美元。到1976年，朝鲜人均GDP是530美元，而韩国到达了1000美元。
从1962年开始，在朴正熙的推动下，韩国政府开始实行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苏联发明的那个概念：“五年计划”。这种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似乎已经成为苏联乃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但不必因为听到韩国这种反共急先锋的国家也采用这东西而感到惊奇。因为一个鲜为人知却又的确存在的事实是：在几乎所有战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以色列、新加坡、台湾等等）的发展历程上都能看到苏联模式的影子。在韩国这种传统的农业国，私人资本极端薄弱，要快速实施工业化就不能不依靠政府来推动。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62年到1966年。在这个五年计划中，韩国的目标是进一步加速发展，进一步扎实工业基础，给积蓄势能走最后一步。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从1967年到1971年。从第二个五年计划起，韩国开始实施延续至今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战略。在这两个五年计划中，韩国重点加强已经略有规模的轻纺、水泥等轻工业，用这些轻工业的初级产品出口，换取外汇。外汇被用来换取外国的设备、技术以及人才培养，推动自身加速发展。50年代积累的势能开始转化为动能了。
在一五和二五计划中，韩国建立了大量的国有企业。50年代日本势力退出后留下的归属企业有36家，他们是韩国国有企业的祖先。到1968年，国有企业增加到97家。到1970年猛增到120家。在一五和二五计划中，这些国企（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高级制造业中）成为韩国迅速工业化的火车头。
从1972年到1991年，是韩国政府的三五、四五、五五、六五计划时期。为了确保自己一手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不夭折，朴正熙采取了不那么光彩的方式获得了连任。1972年10月17日，朴正熙宣布“全国非常戒严令”，解散国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缩小和弱化政治领域、扩大和强化总统权力，形成以总统为顶点的中央集权政治体系，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这样一来，政府通过集权化的行政管理，把民众的力量从政治舞台引向经济建设舞台，集合一切力量于经济开发，确保经济迅速发展，加速推进工业化。
在三五和四五计划时期，韩国政府建设的重点转向战略重工业：钢铁、造船、化工。韩国经济从这时起真正开始走上腾飞之路。韩国的经济实力迅猛膨胀，国家综合实力也急速上升。到80年代的五五、六五计划时期，韩国政府建设的重点又转向了技术密集型工业。韩国政府提出技术立国，从引进技术转向自主研发。就在这段时间，韩国建立了大批研究所等机构，促进技术研发，发展尖端产业。也正是在五五和六五时期，韩国将大量的国有企业转化为私有，只保留了一些需要巨额投资，私人无力负担或不适合私人经营的企业。到1986年，韩国的国企只剩下13家。如果说三五和四五计划时韩国还是粗放型增长的话，那么五五和六五计划时期就开始转向集约型发展了。
70年代和80年代是经济发展势能全面转为动能时期。韩国在这段时间内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六五计划结束的时候，韩国已经成为中上收入的国家。一个标志就是欧洲国家不再需要韩国人的入境签证，因为那时大部分韩国人已没有理由要非法移民到什么地方去了。
韩国的经济起飞是在政府高度集权，甚至可以说是独裁专制的高压政治之下取得的。在当时，如果没有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恐怕很难想象韩国能有后来的成就。
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在工业底子非常薄弱的韩国，等待民间自发成熟去进行工业建设根本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由通晓工业化内涵的精英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这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情形是一样的。韩国政府的幸运首先在于它的政府成员素质很高。政府官员的高学历、高职称、高素质是韩国政府管理部门的一大特点。
韩国很多留学归来的高素质人才一般均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工作，在企业就职的很少，从而保证了韩国政府经济计划制定的科学性、可行性，实施和执行过程的可控性。高素质人才组成的政府机构，配以强大的国家机器控制，成为韩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推动力。
韩国政府（可以称之为军政府）制定了模仿苏联的整整六个“五年计划”，并用国家强制力推动，以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再后技术密集型间断产业的步骤，有条不紊地成功实现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从国有企业的角度来看，是韩国政府建设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使后者成为战略工业、制造业的发展龙头，带动全国经济质的提升。从私有企业的角度来看，是韩国政府建立银行，提供大批量的国家贷款，促使韩国的私营企业兴起。韩国私营企业虽然表面上占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远高于国有企业，但是韩国的私营企业主要靠从政府贷款来解决资本问题。
1984年，韩国上市公司的自由资本比例，按账面价值计算只有19。9%，按市场价值计算只有12。4%。而大型企业的自由资本比例更低。上市公司前10名企业的平均自由资本比例为5%以下。1996年，韩国30家最大企业集团的平均负债与股本比例为380%。企业越大，自由资本金比例越小。
在韩国，这一切只有高度集权从而掌握了全国主要资源配置的政府才能做到。在推动韩国的国家经济前进这点上，集权的韩国政府功不可没。
铁腕保护民族工业
张夏准是出生在韩国并在后来获得英国籍的学者。他有一个比喻：他是否应该让自己6岁的儿子立刻走向社会去找工作？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时候孩子去找工作，将来最多当个鞋匠、木匠，不太可能成为律师、医生或核物理学家。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应该保护他，送他上学。并且在必要的时候，父母将用惩罚措施逼迫孩子学习，此外还要禁止孩子接触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东西。
张夏准的这个比喻是为了说明：在新兴工业国的民族工业还很脆弱的时候，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保护，避免立刻参与国际竞争。如果不这样，脆弱的民族工业就会被强大的国际竞争者打垮，而国家的前途也就被毁掉了。
在这点上，韩国政府做得很好，甚至可以说做得很绝。韩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实行高度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于一些外国商品，韩国收取很高的关税；对于另外的外国商品，韩国索性直接禁止进口。张夏准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提到过很多外国消费品被视为“奢侈品”，要么成为违禁品，要么用高关税加以限制。这些“奢侈品”甚至包括外国的威士忌和饼干。“我记得当20世纪70年代末在政府特许令下进口了一些丹麦饼干时，出现了小规模的全民亢奋。”还有张夏准小时候“我们得知，看到任何抽外国香烟的人都要去报告，这是我们的爱国义务……我不相信我的朋友真的会去汇报这种“叛国行为”，但在朋友家里看到外国香烟时，的确会有一些闲话。朋友的父亲——几乎毫无例外的是一个抽烟的男人——会被含混不清地评价为不爱国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人”。
很久以前，我们就听说韩国人不买外国货的“骨气”。从张夏准的回忆中我们总算知道这是韩国的专制年代留下的遗风。通过鼓励公民告密来禁止使用外国货，这和大家心目中身处“自由世界”的韩国印象颇为不符，但却是事实。
韩国对民族工业的第二个保护措施是严格控制外汇和限制外国投资。韩国的一个天然优势是它建国时外国投资少。韩国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基本上是外来投资的唯一来源。随着二战日本战败，日本退出韩国，给韩国留下了一段时间的“外资真空”。
这给韩国从一开始就实施自我保护减少了障碍。因此韩国政府有条件利用铁腕控制外汇和外资在韩国的流动。“韩国政府对稀缺的外汇实行绝对的管制（违反外汇管制的人可以判死刑）。它还仔细涉及外汇使用的优先顺序，确保辛苦赚来的外汇能用于进口重要的机械和工业投入品上。韩国政府也严厉地管制外国投资，根据与时俱进的国家发展计划，在一些领域张开双臂欢迎外资的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则完全禁止。并且直到1984年7月，韩国才撤销了外资不得超过50%的规定。
除了以上“严”的一面，韩国的集权政府在保护民族工业的手段上也有“强制性的宽容”。这主要表现在对盗版和假冒产品的容忍上。如今，韩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意”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专利办公室每年授予的专利数量，韩国排在前五位。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它是靠“反向工程”为生的。
那个时期，韩国是世界上的“盗版胜地”之一，大量生产假冒的耐克鞋和路易威登皮包。那些更具心计的人会采取接近假冒的方式。一双看起来像“耐克”（Nike）鞋叫“耐斯”（Nice），或者鞋上本应该有的耐克的“勾”变成了一个“叉”。……版权也是这样。对于外国专利，政府也持宽松的态度，鼓励“反向工程”并忽视专利产品的“盗版”。
血汗工厂压榨底层劳动力
苏联的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辛辛苦苦积攒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被集体化，不计其数的反抗者被处死，而全国成为一个大兵营，在国家无情的强制下进行高速建设。然后才有世界第二大强国，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战斗机、坦克以及数不清的拖拉机。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人的工资低于印度的最低工资，佃农每年要将一半以上的收成用于地租。数不清的农民破产，背井离乡去接受工厂的盘剥。也有风起云涌的抢米风潮，然后才有“大日本帝国”的横空出世。
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也经历了农业的剪刀差，大饥荒，然后才有自己的工业体系，才有两弹一星。总而言之，近代落后国家想要跑步前进，从农业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反复映证着一句话：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工业化是极端痛苦的过程，每个新兴工业国的征途中，都有无数“蓝蚂蚁”的斑斑血汗。
在当年的韩国，许多来自农村贫寒家庭的小女孩不得不在12岁时就离开小学去打工——为了“减少一个人吃饭”，也为了赚点钱，使至少一个兄弟能接受更多的教育。这些小女孩很多都是在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做保姆，收入仅够吃住，如果运气好点，能留点零花钱。其他女孩和一些运气不佳的男孩子都只能在工厂里接受盘剥。
在纺织和成衣这样的主要出口行业，工人们经常要在非常危险且有害的环境中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多，报酬却非常低。一些工厂拒绝在食堂里提供肥皂，使得工人们不得不请求额外的洗手间休息，而这种休息会耗掉他们相当于一块薄饼价值的收入。新兴的重工业——汽车、钢铁、化工、机械等——的工作条件要好一些，但是韩国工人总体上平均每周要工作53-54个小时，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长的。
这些描述使人想起19世纪“黑暗的撒旦磨坊”或者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中国。但正是这一个个“撒旦磨坊”和“血汗工厂”，完成了韩国的原始资本积累。当年的韩国工人，没有体系完备的社会保障。他们忍受着工资低而时间长的劳动，在足以致人伤残死亡的有毒或危险的环境中生产出产品，用来换取外汇，支援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不能幸免。在那些艰难的年份里，为了节约经费又让更多的孩子上学，韩国政府将公立学校扩张到惊人的地步，以求每个老师教的学生数量增加到极限。
那是一个威尊命贱的年代。在那30多年里，每个韩国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成为国家建设的螺丝钉。从来只有国家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轮不到你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对韩国无比羡慕的人当中，有几个知道今天耀眼的韩国是前几代韩国“蓝蚂蚁”野草一般坚韧而伟大的生命堆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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